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英格兰宪政与现代理性官僚制问题——重访韦伯的“英国法问题”

本文以韦伯的《支配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为文本基础,系统地比较了英格兰普通法宪政与欧陆理性官僚制两种政体建构逻辑的差异。理性官僚制的政体逻辑以"支配"为特征,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通过齐一化和常规化的方式治理。韦伯以理性官僚制为现象基础所概括之理论框架,不足以描述与理解普通法宪政。英格兰普通法宪政的本质是社会权力对国家体制的渗透与重塑,相对于绝对主义国家的逻辑,乃是一种全新的政体逻辑。     

母子公司文化控制研究述评与展望

文化控制是有别于官僚行政控制的非正式控制机制,母子公司实现预期协同目标的有效措施之一是强调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文化控制。本文从母子公司文化控制的内涵、功能、影响因素、度量指标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为学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的平民文学传统和贵族文学传统

中国文学传统虽然以平民文学为主流 ,但贵族文学以《楚辞》发其端 ,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独立 ,提高了中国文学的审美品格。作为异端文学传统 ,在文学发展中起到了先锋文学的作用 ,与平民文学一道 ,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贵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宝贵资源 ,有助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 ,提高文学的审美品格 ,以培育我国现代高雅文学     

“超生贵族”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规制

一些名人和富人凭借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财力而违背计划生育政策实行超生的现象。“超生贵族”现象的存在是引起我国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因素之一，也是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冲击和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社会的不公平。产生这一现象的因素颇多。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超生贵族”的危害性认识，各部门齐抓共管，不断完善我国各地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方法，合理引导，积极遏制“超生贵族”现象。     

上流社会的牢笼——哈代短篇小说《儿子的否决权》之道德伦理解读

哈代的短篇小说《儿子的否决权》揭露和鞭挞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上流社会贵族阶级的虚伪道德。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立足文本,分析并揭示出索菲禁锢并窒息于上流社会牢笼之悲剧的深层原因是维多利亚时代深入人心的等级观念。表面看来,是贵族儿子将母亲禁锢于上流社会的牢笼,儿子是索菲悲剧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作为索菲悲剧的始作佣者特魏柯特先生和从下层阶级园丁上升为中产阶级店主的山姆.霍伯生以及出身于下层阶级的索菲本人也难辞其咎。     

改造官僚行政:西方公共行政的理论探索

过去一个世纪是官僚行政迅速发展的历史,也是其不断遭到批判和改造的历史。本文从官僚行政的形成与缺陷出发,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三个西方主要的公共行政理论对传统官僚行政的批判与反思,以期对我们正确认识官僚行政和我国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有所启示。     

唐人心态与唐代贵族女子服饰文化

唐代贵族女装胡汉兼收、大胆时尚,先后出现过窄袖襦裙装、胡服、女着男装、大袖袒胸裙等组合变化,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唐朝国力强盛、社会开放等物质条件有直接关系,更有广泛的社会心理因素的支持,即多元文化长期渗透形成唐人独特的社会心理,李唐皇室固有的胡人心态,女权意识的崛起及社会审美情趣的变化,基于此才产生了绚丽多彩的贵族女子服饰文化。     

试论官僚制度下拒绝语言行为的类型及使用情况——以《官场现形记》为例

拒绝言语行为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言语交际双方的被动方用言语否定主动方提出的能够对被动方的行为产生影响的请求、要求、安排、建议、邀请等。笔者倾向于按方式划分的意见,而按内容划分的类型实际上是拒绝言语行为使用的情景,借此分析官僚制度对拒绝方式使用的影响。     

高速增长中的低度政治发展——泰国模式分析

泰国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政治体制和官僚系统并非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但旧的传统通常会得到强化而不会“自动”发生变革，而这种未经改造的传统往往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种独特关系，即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经济发展给大部分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易于获得人们的拥护，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更意味着整个民族的彻底现代化。因此，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代价，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