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决定之趣与见道

本文论述了禅宗抉择正见(决定之趣)与修行见道之间的关系。决定之趣是对大乘究竟胜义的决定趣向、是于所缘境究竟印持的决定解、是屏蔽歧途的佛法正见。依决定之趣而见道所跨越的三重境界:第一,理解力的境界。理解力本身不存在跨越凡夫世界的可能性,但与其伴生的慧观力及信解力,尤其是决定之趣的力量可以实现这种跨越——见道是理解力的尽头,也是决定之趣的直接正受;第二,由决定之趣成熟引发见道。"决定之趣"源自佛心,顺应佛果,与见道是依果起修、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同一属性不同质地,同一范畴但有高低。在修行过程中,决定之趣作为"相似胜义"是指明圣道唯一方向的决定性正见,是防范修行过程发生歧变、偏离正道的根本保障。若决定之趣已建立,无论当下还是他时,见道必定无疑。第三,决定之趣是以法界为本位,修行由见道的作用而进入并亲证法界。这条修证路径的关键,依汉传佛教禅宗的教授就是"万善同归法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文明冯太后与孝文帝母子说再论

孝文帝的“皇储正统”地位，其父献文帝、皇室诸王及朝廷重臣均无异议，孝文帝本人及当时侍卫近臣常用“母子”之称来指代冯太后与孝文帝，可知孝文帝为冯太后与献文帝所生。由此可以解释冯太后“躬亲抚养”孝文帝以致罢令不听政事的非常举动，以及对于孝文帝的诸多责罚之举。冯太后教子严明是其性格及恒代风俗所致；冯太后的过失在于诛杀李夫人及其家门；冯太后利用子贵母死以求自保，但并无处心积虑为冯氏经营门户，而是有其更高政治理想。     

试论陶行知的人口教育思想

陶行知的人口教育思想的提出要比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还早19年。他提出中华民族最根本的出路是少生孩子。他主张“创造五生世界”,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研究他的人口教育思想,对于今天严格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王夫之的义利统一观及其当代价值SSCI

自孔子始,义利之辩便是儒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议题。从总体上看,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大体上持重义轻利论。王夫之吸收继承了传统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又创造性地提出了重义贵利、义利统一的理性义利观,是传统义利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从理论上将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更从实践上为人们提供了道德行为的指南。虽然王夫之的义利思想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但对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仍有启迪的意义;不仅要搞好经济建设,更要将公民的道德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浅谈中职语文教学"激趣"之法

时代在发展,学生在变化,企业用人标准在提高.中职学生知识基础薄弱,不具备基本学习能力,难以适应岗位需要,且厌学情况严重.本文从北京市经贸高级技术学校汽车专业学生的语文基础谈起,分析中职学生语文学习现状和原因,明确中职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发掘中职学生学习语文的优势并从教学模式方面阐述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方法.     

趣之美学的端倪——《文心雕龙》“趣”论

趣,在魏晋时期进入诗画领域,成为一重要的美学概念。文章重点分析《文心雕龙》中用＂趣＂语例,以期明确趣进入美学领域后,意涵的流变过程。其过程大体为：趣因趋向义,指审美过程中情意形成的趋向;趣因旨、志义,指审美获得的志、意;趣因趋、旨二义,真实反映了审美的整体过程,不仅有情的参与,也有理的参与,趣也因此获得了所蕴涵的感受、体验义;最终,趣与理、旨义分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美学概念,指审美过程中获得的情意,以及感受、体验。     

谈兴趣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教好一门课程,既是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所形成的综合表现,也是按照心理特点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具体结果,本文从课前活动谈起,同时也涉及到课中和课后,从不同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兴趣在英语教学中的作用.     

论郭璞游仙诗的自叙性

从《楚辞·远游》以来,游仙诗中总会有“列仙之趣”,同时也寄寓着作者某种现实的感情。郭璞《游仙》诗也并不例外,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神仙,他完全是借仙境来写人间,并且带有强烈的自叙传性质。诗人痛感天下丧乱,人生苦短,欲以道术自立,有着浓厚的隐逸与享乐的倾向。“列仙之趣”不过是郭璞咏怀的符号,中国抒情诗从此有了更广阔的天地。     

苏轼“难为贵”书法评判标准之当代启示

书法流派及其创作理念的日益多元,越来越需要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苏轼提出的"难为贵"审美标准或评书标准.无论是在印刷术盛行背景下"尚意"的宋代,还是在电脑录入文字背景下书风日益多元的今天,都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其作为当代书法评判标准的意义尤其重要.     

诗、画艺术的融通与开拓——论晁补之题画诗的思想内蕴与审美趣向

晁补之＂题画诗＂是其诗、画艺术创作的实践结晶,渗透着浓厚的诗情、画意。补之题画诗涉及画论、山水、人物、鸟类、花草、竹木等多个方面,蕴含着其理论主张、艺术体验、人格襟怀、理想追求等,彰显了其对诗歌、绘画艺术融通的开拓和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