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测度的概念架构、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初探

数字贸易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也是各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领域。然而,国际社会对数字贸易概念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直接影响着数字贸易市场拓展和规则制定,数字贸易测度也成为国际贸易统计领域具有挑战性课题。本文在回顾和梳理国际社会关于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方法既有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贸易的“二元三环”概念架构,构建了测度数字贸易规模的指标体系,开发了以“实际数字交付比率”为关键的数字贸易测度法,并使用中国“两化融合”平台数据库的数据,对中国2018—2019 年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试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数字贸易测度研究以及有关部门建立数字贸易统计监测制度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研究——基于生存分析法

基于WITS数据库中1996—2017年HS-6分位水产品出口贸易的微观数据,运用生存分析法对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持续时间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水产品出口持续期较短,水产品贸易的生存函数具有负的时间依存性,且贸易关系具有"门槛效应",贸易关系存续时间超过4年后,贸易中断概率明显下降。采用Cloglog模型分别从国家和产品层面对影响持续时间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传统引力变量对贸易持续期的影响并不大,而产品层面的特征变量及汇率变动等对贸易持续期影响显著。     

跨国生产、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率的变化——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理论解析

本文剖析了贸易增加值度量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分析路径的差异。然而在贸易增加值的计算中,增加值率作为对生产与收入关系的一种关键度量,只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处理,这样就无法全面解释为什么我国的增加值率明显偏低。为此,本文基于投入产出框架,对增加值率的内涵及其比较静态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增加值率的高低不只反映技术,也受到各种分配因素的影响。一国增加值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努力,也同样与现有的国际分配体系及制度等诸多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且持续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国际分工背景下技术与分配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构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投入产出框架的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型与投资型支出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后,财政扩张将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与部门间联动(co-movement)效应;第二,相比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政府支出乘数更大,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小;第三,政府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型与消费型支出将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第四,无论对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政府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均大于消费型支出。     

近代早期城市的能源贸易与能源消费问题——以英格兰海煤为中心

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海煤逐渐发展成为英格兰重要的贸易商品。贸易交换的增加,带动了英格兰的海煤消费。因此有学者认为,英格兰近代早期的城市污染与海煤的贸易和使用有密切关系。通过梳理英格兰海煤的贸易轨迹,得知近代早期英格兰海煤的贸易特点:以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为典型的出口港口,以伦敦为典型的进口港口。近代早期英格兰的城市污染,尽管有消费海煤带来的影响,但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直接相关。海煤在英格兰近代化的历程中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特朗普政府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弃抑或支持？

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认为特朗普正在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现实主义者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所做所为将加速美国放弃对外扩展自由体制,自由主义者则担心这将削弱美国作为自由秩序领导者的合法性。但就事实来说,二者的判断都不完全准确。基于国内资本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利益考量以及作为海洋主导性国家的地缘政治必需,美国其实不太可能完全背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就现实情况而言,虽然特朗普对促进民主、开放贸易以及全球霸权地位多有抱怨,他也确实正在较以往更加坚定地试图削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本,但特朗普政府的总体作为最终证明,美国依然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因此,注定会令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失望的是,美国不会放弃对外部国际环境的积极主动塑造,同时也不太可能完全坚持国际机制和多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