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入罪"必须扩大法律外延

对中国文字进行解读,往往会让人窥见复杂的社会意义.比如"贿赂"二字皆是"贝"字边,在现行法律上,对"贿赂罪"的界定,也多以"计赃论罪",那些非物质性利益交易行为,往往就不被界定为贿赂犯罪,比如性交易.     

试论受贿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通过对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和介绍贿赂罪与受贿罪行贿罪共犯的比较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得出肯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共犯的结论和介绍贿赂罪有独立成罪的必要的结论。     

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原因初探

产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也有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监督不力的法律本身的问题。预防和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既要多管齐下,长期作战,更要完善法律机制,提高执法水平。     

论我国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

关于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大体上承继1979年刑法及其后的补充、修改规定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作出了重大调整,从而确立了贪污贿赂罪刑罚的基本框架。但由于时代、国情等因素的影响,现行刑法在贪污贿赂罪的刑罚配置上,纵向联系有余,横向联系明显不足。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调整,有一定的功效,但争而未决的问题仍然不少。针对贪污贿赂罪法定刑配置上的缺陷,宜从定罪量刑的标准、刑种、法定刑的幅度、个罪罪与刑之间的衔接等方面予以调整,以形成一个宽严适中、衔接紧凑、层次分明、各刑种配置协调的合理化体系。     

“性贿赂”入罪的立法条款设计

"性贿赂"入罪可采用"独立罪名说"来解决其定性问题,而采用"独立条款说"与"宽泛规定说"两种观点来解决性贿赂入罪的定性问题,则具有其明显的弊端。在"性贿赂"入罪的量刑条款设计问题上,需要明确或探讨:"性贿赂"是否有价、"性贿赂"能否量化、"性贿赂"能否适用"罪刑相当"原则等几个问题。将所设计的"性贿赂罪"罪名列入立法条款中,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而已,这并不意味着改变目前施行的通过两高司法解释确定罪名做法。     

日本特别法中的贿赂罪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刑法关于贿赂罪的规定虽已缜密,仍不能涵盖全部。为弥补刑法关于贿赂罪之不足,日本在很多特别法中设置了有关反贪污贿赂犯罪的条款,来具体对本领域内贿赂犯罪的构成及惩治做出规定,这些特别法从时间上可以追溯到二战之前,从内容上涉及行政法、经济法,甚至体育法。这些规定在预防和惩治不同领域内的贿赂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我国立法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关于我国性贿赂罪立法问题的思考

本文从贿赂的特点、目的物范围、侵害的法益等方面来分析“性交易”符合贿赂罪的构成要件,应对其予以立法化。     

因婚外情索贿税侦大队长落入法网

2006年4月12日,原长沙市公安局税侦大队队长陈国新涉嫌经济犯罪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查明,陈国新利用执法者身份,敲诈涉嫌偷税、漏税的企业或个人,涉案金额累计达200多万元。遭遇激情1956年出生的陈国新,在基层干过多年刑侦工作,由于成功侦破了几起大案要     

“反腐新常态”下官商勾结的法律治理

基于媒体公布的31个案例与武汉市125个案例中官商勾结腐败现象的分析,可知官商勾结是刑法规范学上并无独立评价意义,但社会危害性却甚为剧烈的一种受贿罪(及其他相关犯罪)的具体表现形态。由于房地产、土地转让、工程建设、能源等领域缺乏有效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官商勾结现象自然聚集于此。腐败势力的坐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健康、有序的市场力量尚未充分发育,而国家权力对经济事务不必要的干预过分发达所致。治理的关键在于经济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平衡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