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赋形: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文学想象

考察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文学想象,须置近代文学域场于社会历史空间之中,挖掘王朝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及西学东渐等历史社会因素导致文学生态的变化,既要认识到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在中国"赋形"过程中印刷资本主义、小说的兴盛及书面白话文普及为现代民族共同体想象提供的历史条件,又要认识到导致这些变化的"中国经验"——中国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一直处于西方国家民族体系话语与中国历史民族认知话语体系的互动之中。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研究的四个焦点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旷日持久的"马克思与正义"之争。争论双方主要围绕以下四个焦点问题展开:一是马克思如何理解正义?二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是正义的吗?三是马克思是根据正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吗?四是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吗?争论双方都以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为依据,却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甚至出现了"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混乱局面。研究表明,各执一端并不能把握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必须立足于整体性原则,对马克思正义理论进行立体式解读,否则就会使马克思正义理论支离破碎,从而扭曲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整体性。     

公、私、度--创业“三维”思辨之五

人们不论干什么事,都离不开“公私”二字。或者为公,或者为私,或者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公私兼而有之。弄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对于做人、做事、办企业至关重要。
　　一味地讲“为公”就好吗？未必。我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曾搞过“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火红的年代”,“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这些极“左”的提法和做法,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历史的教训应该汲取。     

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的三重维度及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消灭家庭”思想包含着三重维度,从宗教批判维度看,世俗家庭是“神圣家族”即宗教世界产生的土壤和根基,消灭“世俗家庭”就是消灭使宗教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使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成为必需品,“消灭家庭”需要在变革生产方式基础上消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的属性;从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关系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所产生的家庭关系是私有财产关系即支配关系,“消灭家庭”这一思想需要消灭家庭中的剥削压迫,重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其并不是指消灭家庭这一制度,而是要推动家庭向更高层次发展,最终指向是在生产关系变革、家庭关系变革基础上人的关系的重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推动家庭文明建设,与马克思主义“消灭家庭”思想并不相悖,现代家庭建设正是“消灭家庭”的实现过程,只有正确把握“消灭家庭”的历史进程与当下家庭建设的关系,才能构建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家庭共同体。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走向

马克思文化思想作为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文化问题的求解和社会发展的走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莱茵报》时期作为马克思开始接触社会现实的一段重要历史时期,对于他一生思考文化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研究承载《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文化思想的著作文本,寻找其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结合时代特征分析马克思如何看待当时的文化问题以及如何对文化问题进行求解,在前后相继的理论发展进程中体味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思考,把握其理论的实践走向有助于真正走进马克思。因此,在文化交流与对话、交融与冲突的今天,马克思的独特思考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威廉·莱斯的技术异化思想研究

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思想是技术异化意识形态的根源,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技术的工具性质更是导致技术异化的深层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滥用导致了人的异化、生态伦理的丧失和加强了技术对人、自然以及社会的控制;进而提出,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控制自然的观念和技术理性,摒弃技术的工具性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较易生存的社会。莱斯的技术异化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立足于马克思的技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寻求利润最大化的旨趣,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但是,他将技术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没有将技术置于生产实践领域加以研究,企图通过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解决技术异化问题,实践起来较为困难。     

列宁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东方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从多个侧面和不同的角度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这种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列宁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一国首先胜利”、“未来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否存在双重路径?——对艾伦·布坎南内在批判与外在批判的反思

如何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理解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前提。艾伦·布坎南提出了双重路径的建构与阐释视角——非法权的外在批判与法权的内在批判,从而把马克思正义思想以内在批判的形式呈现出来。然而,布坎南的建构与阐释是失败的。首先,其双重建构存在着两条路径之间的对抗。其次,其外在建构忽略了法权批判的可能性。最后,其内在建构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逻辑。布坎南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读了历史唯物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双重路径的设想没有合理性。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我们仍然可以提出一种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双重路径——低阶批判与高阶批判。这样理解的“双重路径”,清晰地呈现了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内在构成,将为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当代建构提供真正合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方法论支持。     

左翼加速主义及其缺憾——为什么加速主义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

在众多国外加速主义思潮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费舍尔、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述的左翼加速主义。相对于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左翼加速主义旨在恢复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关于工业技术发展的内涵,即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途径在于技术的加速,让资本主义无法支配整个生产领域。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发展,左翼加速主义的方案遇到其问题,技术加速发展,并没有解决不平等和无产阶级解放等问题,反而让不平等的问题越来越凸出,让无产阶级进一步陷入游牧无产阶级或流众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理解,左翼加速主义只指出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但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问题。无产者被动地进入技术加速过程是无法产生社会主义动力的,只有当广大无产阶级意识到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数字平台和生态实际上是他们劳动的产物,应该将这些平台服务于公共目的,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垄断数字平台的神话,为未来社会主义创造可能。     

新时期财经基础理论若干问题(纲要)

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是有区别又有共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