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经典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

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民族久远历史发展的根脉,是民族伟大创造力的源泉,在今天应当大力发扬光大。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产生和锻造任务繁重,涉及浩瀚的典籍,亟须采用俯察众流、抓住关键的方法。《史记》是一部产生于中华民族青春勃发时代,内容博大厚重,凝聚着古代先贤智慧、体现民族伟大创造精神的史学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锻造和提升起到极大作用。我们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进行深入的发掘、阐释,能够确有根据地总结出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坚韧性、优良性和融通性的宝贵特点,中华民族形成了五大文化基因：弘扬传统是中华文化的根脉;革新创造是中华文化的发展动力;加强统一、团结凝聚是中华文化战胜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热爱和平、反抗压迫是中华文化的愿景和气概;包容、和谐是中华文化的胸怀和神韵。如此独特、坚韧、强大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不断壮大发展、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贯通形上形下的努力——试论真德秀对朱子理学本体论的发展

真德秀的哲学本体论与朱子理学有明显区别。其“道”是自然规律,主要体现为天时与地利;其“理”是必然与应然的统一,必然是因果,应然是中正标准;其“太极”追求乾元与吾身的一体,集中体现了他贯通形上形下关系的努力。其“气”范畴具有阴阳之间感应、人赖以生存的条件、生命现象和人的精神等多重含义;其“器”范畴包括人的才质和独立人格等含义;其“物”范畴则具有客观对象和人的创造与实践成果等意义。真德秀专门讨论形上与形下二者关系时,既认识到“道”、“器”不可分,同时又强调“道”、“器”不相混。在“理”与“物”的关系中,强调二者未尝相离,以论证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统一,避免了“理”独立于“气”的概念虚化之弊。     

论司法中的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其中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罗尔斯将程序正义区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完善的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三种类型。根据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理论,程序公正可以被视为纯粹的程序正义。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包括法官中立、当事人平等、程序公开、司法效率这四方面的基本原则。     

孔子和谐教育思想初探

我国和谐教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他创建的儒家教育思想体系闪烁着和谐教育的理性光芒,是我国和谐教育的源头活水.他的教育功能观、教育培养目标观、教学方针观、教学方法观都蕴涵着和谐教育的理念.     

先进文化建设的哲学思考

先进文化的本质是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社会大多数成员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开放性、科学性是先进文化的特点。无论是什么领域的文化建设,要保持先进性,都必须以人的本质的不断实现为目的。     

赛姆勒先生:一个康德主义者

赛姆勒先生是美国小说家和197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的代表性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的主人公。借助康德伦理学对贝娄的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进行解读,从赛姆勒先生的非公利的善的意志和赛姆勒先生的责任感两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赛姆勒先生是一个康德主义者。     

A股波动潜在风险的实证分析

运用扩展的EGARCH-M模型和基于扩展的EGARCH-M模型的VaR模型,以1996年12月16日至2004年2月20日沪深两市A股指数的日收盘价和A股日交易额为样本,拟合了沪深股市的波动,并进一步测算股市波动的潜在风险,通过对实证结果的解释,指出沪深股市潜在风险的一些基本特征.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激发道德需要是提高学校德育实效性的关键

德育实效性不高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理论问题,也不是教育或者教学方法的问题,而是教育对象或者从根本上说国民有没有不断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意愿的问题。重树道德社会氛围,激发国民的道德需要才是提高德育实效性根本措施。道德需要是学生接受道德教育和道德观念的心理基础,是道德增长的内部动力,直接决定道德教育的效果。道德需要决定于社会生产需要,并且随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更新发展。可实践性是道德的基本属性,从一定角度看道德选择就是发展策略的选择,只有“有利”于国民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行为准则才会被接受,才会被内化为国民的道德需要。我国道德教育效果不明显与不重视道德需要的培养有直接关系。为此,政府和管理当局只有营造良好的能使道德行为受到及时的正面激励和非道德行为得到及时有效惩处的道德环境,才能达到“囚徒困境”,良好社会道德风尚才能树立起来,德育实效性不高的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高校应始终成为社会道德的制高点,要敢于打破旧的道德观念,树立新的道德标准和理念,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积极引领道德观念的变革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新道德风尚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