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慧命春常在--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之启迪

《王夫之评传》全面揭示了船山思想中主导性和创造性的方面。作者注重概念分析,善于从旧概念中发掘新内涵,在思想上相互抵牾的方面强调其晚年之定论,突出王夫之思想中的内在联系,并立足于对“近代意义”的合理认识。理解其道德伦理和政治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作者继承和推进了喉外卢先生倡导的“早期启蒙说”,追寻传统与现代之“接合”,力求为现代化运动寻求思想和文化土壤。     

章太炎晚年《诸子略说》的政论色彩探析

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章太炎晚年设坛讲学于苏州。他所讲的《诸子略说》在论道、法、墨、名诸家时,有借学术以论政治之处,主要与蒋介石、汪精卫及抗战有关。他痛恨汪精卫的媚日卖国,希望蒋介石独揽大权,实行专制独裁,运用道家和法家的权术将文臣武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统一力量抗日救国;他贬抑刻意任法的商鞅,希望蒋介石实行墨家的兼爱之道,以凝聚民族力量,一致对外;他贬斥名家的诡辩派,褒扬名家的循名责实派,希望同胞各负其责,担当起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辞达说的里程碑——苏轼辞达说论析

自从孔子提出辞达说之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命题的关注就始终没有停止过.在对辞达说纷然的阐释中,苏轼的观点全面而又深刻,显得非常突出.堪称整个辞迭说解读历程上的里程碑.苏轼所标举的辞迭说.包括标准、内容、基础、形态等几个方面,其地位和作用是历史性的、承前启后的.     

说一切有部的弥勒观

学界一般认为古代龟兹是小乘说一切有部文化中心,克孜尔中心柱窟图像构成是小乘僧人一佛一菩萨(弥勒)崇拜的反映.本文探讨了说一切有部对弥勒菩萨的态度.从与说一切有部相关的典籍中检索出有关弥勒的文献并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个部派其实反对弥勒崇拜,这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理论的两个方面--克孜尔石窟的教派属性,以及弥勒菩萨的图像志.     

“说炜烨而谲诳”——论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一个错误批评

战国时期产生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口头文体形式——说,其文体寓说理于叙事之中,具有形象性、传奇性和虚构性等特点。它是中国后世小说创作的重要来源之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把说定为一种文体,并用炜烨与谲诳来概括它。所谓炜烨,即生动性和形象性;谲诳,即传奇性和虚构性。陆机对这些特征的肯定,正与魏晋时期文学创作意识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兴盛有密切关联。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正统儒家的义贞和忠信为法斧,对陆机的命题进行了歪曲的否定。刘勰对陆机的这一粗暴悖理的批评,反映了他正统的儒家意识以及否定小说创作的保守的文学立场。事实上,陆机的说炜烨而谲诳,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文心雕龙》也并非绝对完满、完全公正的超越性体系,它也存在自己的局限和谬误。     

一则上世纪早期的招聘启事

什么才是优秀的人才,这是我们一直都要思考的问题。前不久,英国一家媒体公布了一则上世纪早期的招聘启事。这则招聘启事很快便成为了各大公司的宠儿,争着套用或直接搬用它,为本公司招才纳贤。     

没有情感的知识没有情感的道德——新文化运动中学者的宗教观研究

本文考察了新文化运动学者中居于主流的宗教替代说,指出这种宗教观是为宗教的每一个方面都寻求一个替代者.进而论证,表面上它是不把宗教看作是一个文明的整体,而更深的思想根源则是割裂了人的理智和情感.这种思想,一方面发展了不讲情感的纯粹科学,另一方面就是不考虑人的情感,只制定道德准则,最终导致了纯粹说教式的宗教替代说的失败.     

梦窗词情事说解构

一个世纪以来,以一姬一妾为主干的情事说,在梦窗词解读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作者在重新笺释梦窗词的过程中,发现了以往阅读中存在的大量的误读,并发现情事说是导致误读的最重要的原因。本文从梦窗词的酬赠之作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方法——骚体造境法,并运用这一武器对情事说进行了解构。对于昔贤构筑情事说的一些关键的元素与重要的论述,本文也进行了细致的辨别。     

论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若干基本问题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在本质上是一种背信罪,应采取背信的滥用权限说,准确界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成立范围,防止人为扩大或缩小打击范围;通过合理的解释方法,将谋利或加害的目的纳入构成要件,即金融机构必须具有为本单位或第三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谋利目的)或者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目的(加害目的),才能构成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并准确认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区分标准,将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与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区分开来。     

民法与宪法关系之逻辑语境——兼论民事权利在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地位

近年来,一些学者之所以在民法与宪法关系上提出民法根本说的观点,除了现实语境中的原因之外,还由于他们在逻辑语境中混淆了法律部门和法律形式与民事权利和民法这两对法学基本范畴.如果在法律部门的语境下谈民法,则民法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应该存在于不同的法律形式中,包括宪法.因而宪法也是民法的一个重要的法律渊源,民法不能脱离宪法而独立成法,也就无所谓民法与宪法谁是根本法的问题.如果在法律形式的语境下谈民法,则宪法是根本法,民法典属于法律,从属于前者.不仅中国宪法和立法法这样规定,法国和德国这样的民法典非常发达的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也是如此.宪法比民法更根本的理由有两个方面: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宪法和民法都以民事权利的保护为起点和终点,而宪法所规定和保护的民事权利与民法比较起来应该更具有抽象性、原则性和基本性,因而与民法所规定的比较具体的民事权利相比,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包容性、稳定性和适应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宪法通过控制国家行为、尤其是通过控制立法权来保障民事权利,而民法则是通过控制个人行为来保障民事权利,前者控制的危险性比后者大得多,因而工具效力也自然比后者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