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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徐彦伯律赋《汾水新船赋》所咏"新船"实为承载着黄河流域运输功能的漕船,赋文对其路线的勾绘隐含着连通三都的时政意义。赋中所言造船"贤者"应为举荐徐彦伯的初唐名臣薛元超,"新船"为其奉使出巡而量事断决地方政务所造,徐彦伯当于仪凤二年(677)至四年(679)间作成此赋,颂美薛氏造船政绩以报偿知遇之恩。该赋用典所隐蔽的信息也多与时政相关。赋韵取熔经语,以经义阐释赋题,则应是初唐经学一统影响到律赋创作而留下的印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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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9)
徐复观著作中蕴含丰富的可以理论化、系统化的诠释学思想,活跃着生命的立体化的具有实践性、真实内容和工夫实体的诠释学体系。从作为诠释学实践活动本身的活动机制及其逻辑起点即"起心动念"处入手,并把其诠释学实践能力分解为"虚静之心"与"互为主体性"两部分,则这一诠释学体系可以表述为:诠释学实践活动即是诠释主体以虚静之心的力量透入于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并以主客合一的精神状态,在"互为主体性"的诠释学实践能力的作用下,使诠释对象的真实内容、工夫实体以其主体性的本来面目如实地透出于诠释主体,即透过诠释主体的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而显现出新形式、新体征,以实现哲学"思想结构的转换"。从诠释活动本身的主体性来说,诠释对象的主宰性远大于诠释主体,诠释主体仅充当诠释对象得以显现的工具、手段等配角角色,诠释对象才是主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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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6):120-127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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