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边影像”:从“他者”窥视到主体表达

在藏边社会的研究途径中,影像研究是一种有独特价值的进入方法。从1900年至今,不同背景的影像作者在藏边地区创作了大量的作品,记录了很多特定时空中的真实事件与历史人物。以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藏边社会的影像文本为切入点,主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观察与研究。第一个时期是1900~1949年,即清朝末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的"闯入者的窥视期";第二个时期是1950~2000年,即"国家/精英视角的审视期";第三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今,即"藏边社会的自主表达期"。通过探讨不同时期的"藏边影像"所呈现的社会形态与文化图景,揭示这些影像背后的文化立场、创作方法与权力关系。     

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

我国社区居民的参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将其置于"社会控制--社会自主"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考察,可清楚显示中国社区参与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关系的失衡;由此,也可明确突破社区参与"瓶颈"的方向与路径:通过公民社会的建立与社区建设的双向建构,在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中,重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达"善治".     

论城市偏向与农村贫困

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大多是城市偏向的。这种城市偏向政策导致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不平等的贸易条件,使城乡之间在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分化,结果这些发展中国家形成二元经济。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政府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一系列城市偏向的政策,其结果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化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在经济改革时期,中国传统的价格剪刀差趋于缩小,但新的城市偏向政策仍不断出现,城乡差距自1984年后重新扩大。在 21 世纪,中国要缩小城乡差距,战胜农村贫困,有必要转变反贫困的战略思维,废除城市偏向政策,赋予农民权利。     

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城市韧性测度与提升策略 ——以中部地区4个省会都市圈为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都市圈内外部各种要素的快速流动增加了公共危机跨域传播风险.为了统筹安全与发展,采用基于相对熵组合赋权法的综合评价模型测算2011—2019年中部地区4个都市圈26个城市韧性,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分维度韧性由好到差依次为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社会韧性、经济韧性;4个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均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一直属于中度韧性;综合韧性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合肥、南昌、郑州和长沙都市圈;基础力是合肥、南昌和长沙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首要正向影响因素,吸引力是郑州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最主要正向影响因素,内源力不足是4个都市圈城市综合韧性首要制约因素,创新力和软实力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国际人权视阈下农村妇女政治赋权问题探究

政治赋权农村妇女是当前国际人权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固有内涵，更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农村妇女的政治权利保障。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种种反权利因素制约应然权利的落实，这就需要妇女个体的自力赋权以及国家和社会的他力赋权。     

日本女性渔业劳动力问题研究

日本渔业劳动力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现了数量的锐减、老龄化程度加深等严重问题.随着渔业劳动力资源供求关系日益紧张,大量女性被推到渔业生产的前沿,广泛参与到渔业生产,促使她们成长为支撑家庭型渔业经营的重要力量.但同时渔业女性面临诸多问题,如家务劳动与渔业劳动双重负担的问题;劳动不被认定为生产性劳动,而是低技能型的辅助性劳动;渔业女性的贡献被轻视和忽略,劳动不能得到适当的经济评价.解决渔业女性面临的问题,赋予女性权力是日本渔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网络赋权的双重性：形式化增能与实质性缺失——基于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观察

网络赋权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其是否真实存在？以何种形式得以存在？不同的学者有着各自的判断，从而引发了学界对其的讨论。以《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为数据来源，研究发现网络对社会底层群体的赋权具有双重性：在形式上，网络赋予了底层群体自由的话语表达空间，可谓形式上的增能；就实质上而言，底层群体并未获得切实的话语权利，较其他群体而言依然处于弱势，他们在网络中的资源禀赋也未能有效地扭转自身的劣势。这种双重性是真实世界与网络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如要实现形式赋权和实质赋权的统一，需着眼于从现实社会解决问题，修正和完善当下社会价值观，提升公众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并提高底层群体的网络技能。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政策评估困境及其破解路径研究——基于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的考察

国家治理本质上是如何分权、放权和控权的问题。国家治理的要义在于依法明晰权力的边界,用制度管权、管事和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来看,公共政策评估作为特定评估主体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公共政策的效果、效能及价值进行检测、评价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实际上也就是在监督和评价政策过程中公共权力运行是否公平、公正、公开和有效。但是,现实的政策评估却存在着种种难题与困局,有的评估活动难以展开、有的评估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而并无实效。因此,打破公共权力垄断,使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是破解政策评估困境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其基本路径是在放权、分权和授权的基础上,通过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强化官民合作、促进公民参与并积极赋权,实现评估目标,提升政策能力。     

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再造：反思与出路

在全球化、个体化以及地方化的影响下,转型社会进入了一个风险再生产的情境之中。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存在着认知和行动上的悖论。民族国家中的公民传统,即私人自由、国家赋权以及组织控制等,存在着各种困境。要走出风险社会,就必须塑造一种新型的公民模式,这种新型公民模式想象力的关键理念是合作互动。需要从功能性关系、再嵌入多元共同体结构和建构合作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公民的合作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