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源清流 积学储宝——评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

发源于北美留学生之手的汉语网络文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不仅作品＂海量＂,其理论评论成果也十分＂浩瀚＂。但由于网络信息流转幻变,网络文学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源不仅容易被忽略,还庞杂繁复难以整理,亟需学术界＂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于是,对这一学术资源察源清流、实施成果清理,就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基础性工作。中南大学欧阳友权教授主持完成的《网络文学研究成果集成》,为我们实现了这一学术期许。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悬案”再研究

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但中法文本差异使"合法权利"失去法律效力。总理衙门最迟在1864年发现造伪,但默许了各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法国在事后通过"柏尔德密协议"将非法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英美两国在承认传教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努力限制和积极保护的不同态度。     

清代丈夫惩戒权研究——从《刑案汇览》中看理与法容忍的家庭暴力

清代传统家庭伦理影响下,丈夫享有惩戒权,可以对不孝顺长辈的妻妾殴打致死。当时的律法对这种家庭暴力从轻发落,认可了丈夫的惩戒权。《刑案汇览》中的诸多判例均反映出丈夫在实施惩戒权时仍然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必须以＂亲告＂为前提,不得恣意为之。     

区域城市化效率与科技创新水平协调发展：测算与检验

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区域城市化效率与科技创新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全局参比法、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熵权法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进行了测算,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不同区域2008—2019年的城市化效率与科技创新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从时序演变上来看,区域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大体都呈现上升的态势,城市化效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科技创新水平;从空间格局上来看,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都呈现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的态势;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与城市效率仍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状态,随着时间增长处于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状态,但增速缓慢;区域城市化效率和科技创新水平耦合度分布不均衡,高度耦合地区集中分布于东部的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等地区,且东西差异显著。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和企业技术创新3个关键点,以政府补贴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以201 5—201 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且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具有门槛效应,在政府补贴水平较低的区间,碳排放权交易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政府补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水平较高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碳排放权交易驱动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利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设计准自然试验,借助2011-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从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两方面考察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与非试点区域相比,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试点地区内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成效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碳排放权交易促进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不同城市层级与城市规模条件下,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作用,在中心城市与大中型城市中政策激励效应更显著。有鉴于此,提出持续实现碳市场主体与品种扩容、激发绿色技术创新减排作用、制定差异化激励措施相关建议,为提升企业碳减排成效提供理论参照。     

数字经济时代知识要素参与分配方式探析

在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作为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数字经济对知识要素的正向激励与反向促进,具有化解不确定性作用的隐性知识已成为新型企业的关键资源。隐性知识包括方向性知识与方法性知识,当企业需要依靠方向性知识或方法性知识来化解不确定性时,则应该将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交给相应知识所有者。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知识要素越来越多地影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并分别以隐性知识交易企业所有权,固化知识获得合约中的固定工资和显性知识进入知识产权市场三种方式参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