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小说的乡村文化建构

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李有才板话》中的农村政权问题及其文化成因

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不仅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揭示了"问题"背后潜藏着的深刻文化原因."庙堂""村公所"与"老槐树"意象呈现出的是影响规训着农村政权秩序、文化秩序和农民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深层文化因素.     

方向与冲突: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

在解放区文艺中赵树理被树为方向性的作家,原因在于赵树理创作的意识形态性.方向意味着一种确定的文学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规范开始了定型化的过程.建国后作家的身份发生了转型,作家被纳入政治体制成为新型文艺工作者.建国后对赵树理评价的演变,表明赵树理与当代文学规范的冲突.而冲突的实质则在于文艺战士和农民作家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时代需求对赵树理文风形成的影响——赵树理文风形成原因探析之三

时代需求为赵树理文学主张和实践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肥沃的土壤。抗日战争大环境、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 ,说明了时代需求是赵树理文风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赵树理的“文摊论”

赵树理不仅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小说家，也是一位在文艺思想方面颇有建树的文艺思想家。他的文艺思想虽然不成体系，但很丰富、很独特，而且极具现实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文艺必须为农村农民服务，二是文艺怎样为农民服务。赵树理认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文艺不仅要认识、理解农村和农民，而且要充分重视普及工作、重视民间艺术的继承和转化。     

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

用表征理论省察、考量赵树理文学,会发现赵树理文学也存在着表征危机,具体表现为其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的文学性描写远胜于其"主要人物"如小二黑、小芹、艾艾等,而这些人物又是他所着力否定的。其主观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背反。造成赵树理文学的表征危机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谱系、话语范型支持,同时也与他对民间"小传统"中的诗意存在的回避、拒绝、否定有关。结果:一、造成对民间小传统的"暴力改写"和严重的妖魔化;二、使非文学的政治理性不断在文学土地上强势"殖民",导致文学越来越可能趋向被政治简单改写的危机。     

童年经验对赵树理文风形成的影响——赵树理文风形成原因探析之二

童年经验对赵树理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形成了赵树理固执的难以更改的生活习性 ,导致赵树理小说创作更加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     

“问题叙事”与“诗化抒写”:解放区文学实践中的个性表征——以赵树理、孙犁为中心

如何叙写革命、如何呈现解放区的现实人生,在解放区文学实践中有着值得总结的丰富性。赵树理和孙犁分别表征着解放区文学的两种最具个性价值的文学实践。由于在创作对象和价值立场上一直有自觉的选择,赵树理的小说往往既能印证解放区文学的目标期待与宗旨,同时,其特殊的问题小说意识及其形成的"问题叙事"还能表现出某些尖锐的思考。孙犁则以不凡的创作实绩构筑起一个革命"史诗"之外的抒情叙事体式,显示了乡土叙事形神兼备的新进境,也确保了解放区文学理应具有的丰富性。     

两位中国味小说大师的不同风范--赵树理与汪曾祺小说风格比较

比较赵树理和汪曾祺小说艺术风格,指出二者虽均系中国味的小说,但其风格迥异,并从文化的大视野探讨二者小说风格形成的根源,考察赵树理小说的入俗美和汪曾祺小说的素朴美在结构、语言、人物形象等层面的表现。     

解读赵树理的小说观念

赵树理虽然在许多方面继承了传统小说观念,但他的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社会启蒙。和"五四"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超越了"五四"小说观念欧化风影响下的不注重读者接受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他更关心自己的小说是"为什么人"的。与建国初期"颂歌"式小说观念比较,赵树理执著地坚持为农民而歌的小说创作,坚持创作源自真实农村生活体验的"问题"小说。赵树理非常重视民间文学,他剔除了其中封建落后的思想倾向,吸收了其中明快幽默的叙事艺术技巧。所以,赵树理的小说观念是一种本着通俗化、大众化目的的兼容并蓄的小说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