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雅两种不同韵味——赵树理与汪曾祺作品审美特色

赵树理作品主要受中国俗文化、民俗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熏陶,形成了“俗”的审美韵味;汪曾祺作品主要受中国雅文化、地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雅”的审美韵味。“俗”、“雅”是不同的特色,但它们都是通过作品结构、人物描写、语言运用等艺术方法来显现的     

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及其实践

延安文学"大众化"以自觉的理论建构及其创作实践,成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思潮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同时为当下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带来了启示意义。延安文学"大众化"理论在战争文化规范下结合高度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步走向成熟;延安文学"大众化"实践以雅俗共赏的创作风貌建构起了具有中国本土文化气象和中国风格的文学形态;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整体特征为: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角色转换,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的历史转移,集体化创作,"民族化"追求以及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同时相应地带来了局限性,如知识分子启蒙精神、审美理想、创作个性的失落,文学创作思想性胜于艺术性、通俗性胜于现代性、功用性胜于审美性的价值偏颇。     

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无论是40—70年代,还是80年代至今,对赵树理小说评价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赵树理小说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并不单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也不单是毛泽东《讲话》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而应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变中的现代性问题。赵树理小说是在对中国小说艺术传统资源的现代择取和转化中,在对五四启蒙价值的继承和在对农民现实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乡村本位价值立场的坚守中,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民间性叙事:赵树理和他的乡村革命

本文认为 ,民间性叙事是不同于启蒙和革命话语的以物质生活为内核 ,以日常生活为表层的一种叙事 ,文章以此构筑了一个物质与革命、物质与民间诸人际关系及物质与民间文化的阐释空间 ,从而对赵树理文学世界的真相给以一种新的但又切合实际的阐释     

通俗传统与高雅传统的现代呈现——赵树理与孙犁的小说创作比较

赵树理和孙犁均是延安文坛的代表作家。与“五四”一代作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民族文学自身的传统。在创作主题上,他们坚守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一脉而来的道德伦理和性情本色。在艺术方式上,赵树理主要将传统的话本评书资源纳入小说创作的现代建构;而孙犁则将古典诗词散文的审美格调和韵致作为小说创作的内在诉求。不同的路径选择带来了两人不同的命运变迁。     

赵树理与“人民文艺”传播网络

如何建立普及全国的人民文艺传播网络,为人民文艺传播网络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如何改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扩大人民文艺的传播疆域,提高其传播效率,是赵树理长期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赵树理与人民文艺传播网络的关系,重新审视其文艺观及文艺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成败和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