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社会隐喻系统

以完整自足的乡村社会隐喻系统为参照,对赵树理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致的叙事学分析,可以发现赵树理将"农民生存"与"农村革命"两种话语形式糅合在一起互动互融的内在理路.此举并不仅仅是以社会变迁直接验证文学流变,而是力图从小说艺术发展中透视某些社会变迁在文学领域的再现或表现,以及某些文化因子的变化,使小说内部与外部的阐释得以契合相通,进而探寻赵树理笔下"农民中国"图景的特殊内涵.     

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暗合与断裂——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赵树理的文摊理想在表层上刚好暗合解放区革命话语,但在深层意义上,他的问题小说与解放区的"歌德"文学又是断裂的.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层面来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可以深入清楚地看到两者在表层艺术形式上暗合、在深层精神上分裂的本质关系.这样能够对长期以来把赵树理看作解放区文学代表的观点作出如实的纠偏.     

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关系新探

着重从文摊理想与革命话语的融合与疏离、文学形式内容与革命思想精神的重合与断裂、民本立场与官本立场的纠葛与矛盾三个层面上来分析赵树理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重新审视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的关系,认为赵树理创作与解放区文学在表层上是融合的,在本质上处于分裂的状态,给两者关系作一个真实的还原.     

1949年后赵树理创作的尴尬境遇探析

赵树理作为一位方向性作家,建国后的创作却越来越跟不上方向。其创作所坚持的"以农民为本"的创作姿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政治文艺观有着内在矛盾,"问题小说"所反映的农村现实场景与国家的乌托邦预设貌合神离,此外,读者接受对其作品的境遇也有着深刻影响。对1949年后赵树理创作的尴尬境遇的探析,更能让我们了解其创作的独特价值,认识文学与时代历史转折的复杂关系。     

“小二黑”的结局是悲剧

山西"山药蛋派"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成名小说《小二黑结婚》里,进步青年小二黑、小芹与落后父母二诸葛、三仙姑在婚嫁问题上发生矛盾,最后在边区政府做主下,两个落后人物最终醒悟,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近年发现的一张山西省左权县政府刑庭于1943年6月5日签发的刑事判决书,经鉴定,竟是赵树理创作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原型岳冬至的真实案例判决书。赵树理就是根据这个案子为基础,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不朽名著。1943年4月20日,晋冀鲁豫边区晋东南的辽县(左     

立场的坚守与蜜月的终结——以《邪不压正》、《登记》、《三里湾》为例

成为"方向"之后的赵树理依然秉持着为农民代言的创作立场,无论是<邪不压正>中对混入新政权的流氓无产者的政治戒备和道德拒斥,<登记>中对农村基层政权中的官僚主义的鞭挞,还是<三里湾>中对乡土社会自然秩序的肯定,都是作家基于民本立场的呐喊,也正是这种坚守导致了他与左翼文论的蜜月的终结.     

暧昧的现代性:空间与个人主体的博弈——从赵树理的《三里湾》说起

在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解构往往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却突破了这种藩篱,以空间主体性的姿态冲击着对于现代性的表述,使之呈现一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的状态,赵树理的《三里湾》即因此而受到现代性的质疑。在《三里湾》中,个人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吞没、消解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的主体性不断壮大的过程,空间将个人都收罗进来,由此使其自身成为整个文本世界里着力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对立与博弈中,因隐匿了的个人主体性而被误认为是现代性的缺乏。其实,赵树理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也是一种"现代"的创造,这种创造从空间内部结构的摩擦和力量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复杂性来,这种"变化了的新空间"与文本中"擦肩而过的个人"在叙事主体性上的对抗,体味出另一种暧昧的现代性。     

两种中国味:赵树理与汪曾祺

赵树理和汪曾祺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中国味,但其中国味的内涵却迥然不同。赵作品以传统文化中的俗文化为主导,以民俗文化和地理文化为辅,从而形成多元整合的以“俗”为主的入俗美。而汪作品以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为主,以民俗文化、地理文化和外国文化为辅,从而融合为以“雅”为主的素朴美。     

赵树理与襄垣秧歌《小二黑结婚》

说到襄垣秧歌的优秀剧目《小二黑结婚》,不能不提到人民艺术家、中国文学史上"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先生。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激发民众抗战热情,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救亡积极性,在襄垣第四区抗日政府的支持下,由牺盟会出面,在一个旧戏班的基础上,进行整编,成立了"襄垣县第四区抗日农村剧团"。剧团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摒弃旧戏班的陈规陋习,注入新的管理机制,边演出,边     

走近赵树理——读陈为人《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

优秀的学术研究文章，标准有二：一是能切入真问题，二是能以理论或实证对这一真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所谓能切入真问题，大者如阿伦特对德国极权主义的反思，或者如李泽厚对1990年代中国学术研究转型的关注，再或者如刘再复1980年代中期以人物性格塑造来点击中国文学创作的要害并以此回应中国其时人的解放的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