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浅论

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 ,是战时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是建立在抵抗的基础之上的 ,其主流是抗战外交。从“七七事变”到淞沪抗战是中国的抗日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时期 ,为战略服务的外交也经历了从避战求和到以战求和、再到以战求援的过程。中国在淞沪抗战中英勇抵抗 ,在国际上树起了英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旗帜 ,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 ,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影响 ,为日后获得更多外援奠定了基础     

“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对22个邻避案例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

使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003—2015年间22个典型的邻避运动案例进行系统的比较,结合中国抗争政治的特点提出理解邻避运动成功的探索性分析框架,指出相较资源动员理论,政治机会理论对当下“中国式”邻避运动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以及温和型运动策略并存是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针对不同类型的邻避设施,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污染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东部地区、互联网动员、公民参与与中央媒体支持性报道并存是风险集聚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风险感知与东部地区共存是心理不悦和污名化类邻避运动成功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发现环保组织介入运动可能阻碍抗争的成功。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抗争结果的研究方法。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

在实践上,我国环境治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在理论上,“吉登斯悖论”的共时性冷漠造成环境治理的宏观困局,“邻避效应”闲环式的理性逻辑带来环境治理的微观困局.因此,迫切需要树立自上而下的生态政治理念,着力以下几个方面构建生态型政府:从加快推动环境治理的法制化进程;增加环境治理的财政投入,创新环境治理制度;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层面的广泛生态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协同的环境治理格局等.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与防范--以“彭泽核电站争议”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邻避项目的需求不断增加,但这种项目具有的风险非自愿和规避成本高的特征,极易激起民众的反抗情绪,引发社会稳定风险。我国的邻避项目基本进入了“计划修建一公众反对一说服＋恐吓一反对升级一计划撤销”的死循环,呈现政府、企业、社会的多输局面。以引发江西、安徽相邻两省之间胶着对抗的“江西彭泽核电站”为例,可从安全之忧、利益之争、权利之辩和文化之殇几个方面分析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产生原因,并提出提升项目安全性、改进补偿手段、注重公民权利、塑造健康文化等相应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可为项目的顺利建设和社会稳定风险的预防预控提供参考。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的关系谱系与价值演进

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是一个体系,其中的经济评价、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和社会稳定评价虽然功能各异,但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经济风险评价是基础,安全风险评价是保障,环境风险评价是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价是归宿。重大邻避设施决策风险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源自人们对生存不确定性的认识升华和价值演进,现实风险的类型及威胁程度影响着人们决策价值的选择方向与转换方式,从开发主义始,历经科学主义和生态环保主义,最终演进到包含环境正义观和后物质主义在内的邻避主义。     

多因型抗争： 对邻避运动肇因的多维审视——以R市反核电站建设运动为例（1983—2015年）

已有的邻避运动肇因研究,一直遵循“诉权—感知—谋利”的解释框架。通过对R市邻避运动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邻避运动的产生至少包括身份特质型动因、风险机会型动因与媒介建构型动因三个维度。对比传统解释框架可以发现,无论诉权、感知还是谋利,都不是邻避运动产生的核心肇因。相反,高动员特质、较低的抗争风险、新媒介的助推更易导致抗争行为。鉴于此,“多因型抗争”的解释框架应包含身份特质、风险机会、媒介建构等三个肇因维度。相比于传统解释框架,多因型抗争对中国国情的环境抗争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差序政府信任”是形塑中国邻避多因抗争行为的深层机制。它既引发民众进行邻避抗争,也规范民众在有限范围内有序地抗争。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五代的避讳及其利用

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而五代避讳又有其特点.避讳给人们阅读五代文献造成不便,但如能掌握其规律而加以利用,亦有助于解读文献典籍.通过考察五代避讳制度,总结其避讳方式和内容,并分析相关避讳材料的使用价值.     

轻松一刻

小金对老乔说：“这回糟了,有人写信给我说,如果再缠他太太,就打断我的腿。”老乔说：“那你就离她远点吧。”“你说得倒轻松,那封信没有署名,我怎么知道该避开哪一个呀。”小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