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技术善之间的伦理选择

技术善的实现方式可以有“避苦”和“增福”(“趋乐”)两种,由此为善的技术也可以分为相应的两类。当资源有限从而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避苦的技术应优先于增福的技术,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道德要求,抑或理性的分析,都表明了这种选择的恰当性,并构成一种合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伦理选择,也是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技术途径。     

试析古人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作用

主要通过避国讳说明古人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作用。     

项羽"避仇于吴中"考

秦末农民大起义主要领导者之一的项羽,与其叔父项梁曾为避仇而隐匿于吴中。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未载明具体地点,后人便附会于姑苏,即今江苏苏州市。但是,从项羽的民族籍贯、避仇的安全与环境以及相关的史籍记载和传说资料详加考察,项羽的避仇之处不可能在苏州,而在当时的乌程县,即今浙江省湖州市。     

明末的诗学反思与学风转型

明末文人继承了明人一贯的文学反思意识,他们通过对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诸家诗论的反思,深刻认识到文学及诗学的鄙陋源于空疏不学。他们认为,上述三家的"废学"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学问的粗疏,二是表露出拒绝或忽视"学"的倾向,或是否认学问对于诗歌创作的积极意义,或是由于表述方式的欠缺,忽略了学养的意义,后者对诗学的影响尤为明显。有鉴于此,他们普遍批判空疏不学的错误倾向,强调"学"之于文学、诗学的重要意义。诗学反思与对科举、王学的反思异曲同工,共同凸显了"学"的价值,从而使当日的学风崭然一新。     

场域理论下公务员避责行为生成机制的实证研究

公务员的避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掣肘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厘清其生成逻辑方能从根源上找出破解之道。基于场域理论构建“场域—感知—行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利用A省领导及下属公务员匹配调查数据,探究地方公务员在中国语境下避责行为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与个体的惯习因素相比,所处行政环境的规则张力和资本约束对地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控制风险感知变量后的资本约束更容易催生其避责行为的产生。由此可知,地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是“主动为”的压力型逻辑和“不得不为”的约束型逻辑,这两种逻辑对不同职务类别、服务对象的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也显著不同。研究为厘清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实践支持,也为现阶段破除避责困境提供了启示。     

论晋末南朝时期的“岭南之弊”

东晋南朝时期的“岭南”一词,所指范围较现今意义广泛得多。晋末刘宋时期,频见于史籍的“岭南之弊”,主要指此地官吏的贪墨之风。司马元显、刘裕、刘义隆对“岭南之弊”的处理,既显示了中央力图有效管辖地方的实践,亦反映了主政者与地方官吏之间的资源争夺,是帝制时代皇权与官僚权力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钳制的共生关系的一个缩影。岭南地域自身的发展程度、政治形势、为政风气、国家财政情况,则是影响主政者对“岭南之弊”态度的重要因素。     

兵主“蚩尤”探究

齐国军事祭祀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对兵主"蚩尤"的祭祀。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蚩尤成为中国的战神,反映了战神从自然崇拜到人神崇拜的转变。蚩尤的形象在先秦文献中并不固定,在春秋及以前以负面形象居多,战国时在齐、楚、秦等国文献中多以正面形象出现。蚩尤形象的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相关,而其形象的变化正是蚩尤成为齐国兵主的主要原因。战国后期齐国祭祀蚩尤于平陆,与战国中后期齐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平陆的特殊位置有关。秦始皇、刘邦推崇蚩尤,也与秦楚二地与东夷的关系以及秦楚文化有关。后世蚩尤与避兵的联系,当是源于先秦将蚩尤视为兵主、武器发明者,后人遂将蚩尤作为战神崇拜。     

肯定美学的合法性难题及其生态美学论证

肯定美学及其核心命题自然全美是当代西方环境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自然中总存在一些丑陋之物,如何合理地解释对这些事物的审美欣赏,一直是肯定美学面临的难题,其理论合法性最终取决于对于这一难题的合理解决。卡尔森提供的科学认知主义论证和罗尔斯顿提供的环境伦理学论证尽管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和说服力,但最终无力解决这个难题,其共同的根本缺陷在于缺少文明批判视野和文化哲学深度。中国生态美学从"文明-文弊"二分法这一文化哲学模型出发,从"文弊反思与批判"这一角度解释"自然全美/好"这个理论命题,从而发掘出肯定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内在关联并将之整合到生态美学构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