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雍与《诗经·关雎》的"过程说"论析

本文立足于历史和文化常识,以古代风习避雍为有力证据,力图辩明《诗经·关雎》的主题既非"吟咏后妃之德",又非"男子爱而不得乃成梦幻,幻想中有情人终成眷属"之梦想写真,其本事写的则是一个典型的爱情故事,所表现的则是一个完整而又圆满、实实在在的恋爱过程.《诗经·关雎》是一首叙事诗,而非抒情诗.     

试论元代杂剧吏人故事的批判意识

元杂剧经常写到的吏人的名目有六种:六案都孔目、都孔目、孔目、司吏、令史、外郎.这六种名目其实是"六案都孔目"和"令史"两个职位的不同称呼.元杂剧中,涉及"六案都孔目"和"令史"故事的作品今存十三种.这些涉及吏人生活的元杂剧故事,反映了元朝政府施行"由吏入官"的铨选制度,日常行政管理工作过于倚重吏人,以及由此造成的官员无能、吏员主政、吏权太重、吏弊多端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元杂剧吏人故事的这一特点,显示了元杂剧作家强烈的批判意识,具有很强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     

搭售的利与弊——从自身违法到合理性分析

搭售作为垄断的一种特殊形式早已被各国立法所确认和调整。搭售这种销售形式一方面有益于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但同时又具有垄断性。我国立法中应该对搭售作出明确的分类与定性,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搭售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同时也应按照合理性规则分析搭售。     

读《三习一弊疏》 解一道历史难题

文章分析了清代名臣孙嘉淦进呈乾隆皇帝的奏疏《三习一弊疏》 ,提示了千古帝王近小人而远君子的一个普遍规律。往昔多少人论述君子小人进退之由 ,往往注目于小人 ,多从剖析小人心术着眼 ,殊不知奸臣小人之滋生 ,之所以得逞 ,其根源在于皇帝养成的“耳习”、“目习”、“心习”这三种坏习惯 ,使之终于蔽于“三习”而被小人包围 ,做出祸国秧民的糊涂事情。《三习一弊疏》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从皇帝身上探得根源 ,这就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预除三习 ,永杜一弊”这是一个历史难题 ,及至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些当权者也难免蹈“三习一弊”之覆辙而铸成大错 ,所以《三习一弊疏》的价值是永久的。     

避责型块内分割：新型城镇化下小城市户籍改革困境分析

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改革难点被归为发展型政府遵从经济激励，偏重土地城镇化而规避流动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出。外部激励的归因难以解释同一政策执行的地区差异，为何部分经济发达的小城市也难以开放落户?江苏省A市的案例表明，地方政府在遵从发展逻辑之外，还受到避责逻辑支配，呈现“避责型块内分割”:户籍改革由公安部门主管，但涉及的公共服务和资源部门众多，尽管部门权责清晰，改革的成本收益分布却并不对称；发达小城市教育用地机会成本高昂，扩大学位供给的难度加剧，资源短缺下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教育、国土等部门“买单不吃饭”,缺乏动力承担开放落户带来的新增成本。地方政府行为不仅受纵向激励、还受内部结构的影响，在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下，同类政策执行力度出现地区差异。开放落户除了需要中央政府的纵向推动，还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能动性来调节横向部门间的成本与收益，扭转非主管部门的避责行为。     

居家养老设施邻避纠纷的司法救济困境及应对策略

居家养老设施的邻避问题是制度化表达渠道受到阻碍的结果。通过司法案例总结发现，养老设施邻避纠纷主要集中于相邻关系、合同纠纷以及规划行政许可三个方面，并且少有此类纠纷进入司法救济阶段。这不仅与养老设施邻避纠纷的审查规则有关，而且与法院以规划许可合法性为主的裁判逻辑及公、私法相邻关系功能取向密切相连。由于法院缺少可供判定的事实条件与合理的衡量标准，居民的主观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面对养老设施的邻避效应，应当立足于三方或多方法律关系视角，将第三人公权利作为权利保护基础，适时调整司法在邻避纠纷中的功能定位，并确立邻避补偿制度，以化解司法的现实困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目前,我国仍处于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错误的价值取向使个体需求异化现象严重,从而引发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创建。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主导社会理想、信念和精神风尚的灵魂,保证国家和谐稳定的精神支柱,是凝聚每个社会成员以正确的价值观创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新婚女性能放避孕环吗

<正>舒雨:我刚结婚不久,暂时不想要孩子。我怕吃避孕药有副作用,想上避孕环。但是朋友说,刚结婚不宜上节育环。请问:这种说法对吗?山东心蓝     

典制与事例:明中后期官员乘轿中的礼仪之争

轿子是明代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一种交通工具,明初具有严格的乘轿等级制度,官员相遇时需要按照品级尊卑行避道之礼。随着明代政治格局的演变,一些品级较低的官员权势渐重,他们要求在礼仪待遇方面作出相应的改变。官员乘轿时相遇回避的秩序本有定制,但因阁臣、言官、庶吉士等群体势力的崛起,他们试图打破旧规,礼仪冲突由此而生。明廷在典制层面始终坚持品级尊卑的回避原则,而这并不能适用于明中后期的政治生活,导致当时官员大多达成按既有事例行事的默契。看似因典制与事例之矛盾引发的争礼事件,背后却隐含着深刻的权势角力。     

地方官员“避责生存赛”的根源与治理路径

避责的本质是懒政怠政,源于风险社会、舆论传导和信任危机等多方矛盾。地方官员会通过找替罪羊、折中“最优”、控制议程、行为选择等参加到“避责生存赛”中,以转嫁和推卸责任。地方官员避责的危害在于地方治理蒙上官员主观色彩、协调功能缺失造成多元分化、目标替换导致政策传导偏差、行为结果严重偏离初心使命。为此,需要对地方官员避责进行积极治理,重塑地方官员心理机制,转变其消极价值认知;强化激励问责机制,为积极履责提供良好空间;完善选任管理机制,优化地方官员队伍;增强地方官员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