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距离民族主义:离散族群的跨国政治认同与实践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离散族群与祖籍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他们对祖籍国怀有强烈的政治认同并发起或参与指向祖籍国的远距离跨国政治活动,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现象,被学术界称为“远距离民族主义”。作者认为促使远距离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几个:一是离散族群对祖籍国或传统居住地的归属感,二是政治流亡者的动员,三是双重公民身份或双重国籍的存在,四是现代交通、通讯为远距离跨国交流带来的便利。第一个因素至关重要也必不可少,但并非完全具备这四个因素才能产生远距离民族主义。许多国家在舆论、组织机构和法律政策上对离散族群参与祖籍国的外交和政治事务给予了程度不同的支持,甚至成为远距离民族主义的主导者。作者认为,远距离民族主义曾在历史上推动了反殖民斗争最终使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有时也为改善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它给离散族群的居住国和祖籍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小觑。     

基于超效率CCR模型的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

文章以2015年发生并购重组的34家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采用超效率CCR模型评价2012—2020年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多数国有企业并购前的效率均值大于并购后水平,二者均值差达到5.07%;并购重组发生一年后,样本企业经营效率较并购当年有所下降;并购重组发生第二年,企业经营效率虽有所回升,但在此后两年又开始下降,总体呈现“M”型变化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型国有企业、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中央级和省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显著高于中型国有企业、中西部及东北部国有企业、市级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据此,文章提出明确政府角色定位、科学制定并购规划、高效整合企业资源等实践建议,以期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效率提升有所裨益。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研究

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可能具有反竞争效应,然而在芝加哥学派“假阳性错误”成本大于“假阴性错误”成本的理论观点以及反垄断监管困境的双重影响下,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长期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芝加哥学派的错误成本理论在应用于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时存在局限性。频繁实施的初创企业并购非但不会导致超大型平台走向自毁,反将进一步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抬高市场进入壁垒。即便市场经历漫长期间之后最终完成了自我纠正,规制不足所造成的“假阴性错误”成本也会十分高昂,平台经济领域公平竞争、行业创新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均会受到长期不利影响。因此,在秉持“包容审慎监管”原则的前提下适度加大监管力度,应当成为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进行反垄断法规制的基本取向。基于这一取向,未来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反垄断法规制思路需要进行以下调整：以初创企业市值、用户规模、流量规模等补正并购的既有申报标准;确立契合平台经济特点的竞争损害分析框架;针对超大型平台并购初创企业的不同效应建立宽严相济的法律制度;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加广泛的证据收集权,强化参与并购经营者的证明责任,并通过结合这二者的方式来化解反垄断执法机构获取监管信息上的...     

对中国金融业招商引资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之思考

中国金融业对外的招商引资所产生的中外资本一体共生的局面并非我们所渴求的金融改革,因为金融业事关我国家安全的本性决定了在一个国家内某些资源是不能出让的。我国对这种行为持许可态度的法律规则不仅显示出了一种对民族资本的自贱心态,而且它体现出的是一种法律价值泛化。虽然法律文明无疆域,但是法律的价值却是有边界的。中国法律价值的研究不仅应定向于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更应将维系我民族国家安全作为传统法价值的前提。     

论乡村振兴与跨国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互动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跨国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是振兴乡村的特殊力量。本文分析了乡村振兴与跨国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互动关系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跨国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中所存在的特殊问题,并且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相关地区今后在解决相关问题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法典编纂中收养制度的完善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一审稿)》"收养"一章的规定仍可以继续完善:应当引入不完全收养和成年收养,明确收养协议的主体是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引入试养期制度,就收养登记实行实质审查,就跨境收养确立跟踪观察制度,增设中国公民收养外国人的规则,立法中应区分收养的无效和可撤销,明确收养无效和被撤销并无溯及力,收养协议解除的主体应当限于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增加规定在被收养人为未成年人时因被收养人的原因而解除收养关系的制度,增设收养关系解除的公益诉讼。     

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跨国民族众多的国家,绝大多数跨国民族分布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又恰恰是我国的边防屏障,其安定关系到整个国家安全。时值西部大开发之际,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西部存在的跨国民族问题,无疑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同时也是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所在。     

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段国超先生《鲁迅论稿》序(续)

中国新文化有三个重要的文化界面:外省文化界、京海文化界和跨国文化界.外省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多是间接的、文字的,平时的生活环境不是文化的,而是政治权力的或物质实利的.京海文化界中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接触不但是文化的,也是生活的.它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权力关系和物质实利关系的束缚,是一种纯粹的、精神的、人性的联系形式,但它不如外省文化界的地方,就是对"个人成就感"的重视.个人成就感一方面极大刺激了中国文化的再生产,一方面也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颗粒化、沙漠化.跨国文化界由国内研究外国文化或外国文学的知识分子及在国外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成就感在跨国文化界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到了巨大制约作用.影响之一就是使跨国文化界表现为向单一文化靠拢,主要是向美国文化靠拢;影响之二就是当代世界文化的输入在起到解放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的同时,也逐渐强化了自己对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压迫力量,逐渐强化着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否定趋势,从而加强了他们与京海文化界和外省文化界广大知识分子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