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文化研究——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犯罪治理活动主要是在运动式治罪和日常性治理这两种犯罪治理模式的组织、设计与引导下运作和开展的。从文化视角出发、以文化的规范性为分析工具,着重对运动式治罪模式和日常性治理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或话语四个层面上对前述两种犯罪治理模式进行文化规范性反思与解读,从而开放出"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这一关涉犯罪治理发展规律的重要问题。     

非传统安全的区域治理与上海合作组织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现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上海合作组织其实是适应安全地区化态势的一种新型区域安全共同体.作为新世纪在欧亚地区出现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它在新安全观指导下,巩固和发展了结伴而不结盟、大国小国平等协作的新型国家关系,并逐步发展为一个以多边合作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谋求地区共同安全的新型区域治理机制,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中亚地区共同推进"和谐地区"建设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     

权利、权力、自由及其代价——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权利、权力、自由是三个相关但不相同的概念。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权利要确保得到履行离不开政府有效地行使权力,而政府行使权力又可能干涉个人的自由;同时,政府行使权力需要财政支持,而财政来源于纳税人的税收。纳税人通过向政府缴税,使政府具有权力保护选民(纳税人)的权利得以履行,从而在选民(纳税人)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易关系。从选民的角度,要获得权利、保护权利需要缴纳税收,即权利的成本;政府要获得权力、维持权力需要财政支出,即权力的代价;要获得自由则会牺牲财富,即自由的代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繁荣是以权利的良好界定和有效保护为前提的,这需要政府的良好治理。     

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以台湾为例

本文论述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首先,考察西方公民意识的演进与内涵.其次,论述台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公民意识:(一)威权(刚性/柔性)统治时期的公民意识(1950年-80年代末);(二)民主转型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三)民主巩固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从而得出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辩证发展的若干实践经验.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所呈现的是:(一)公民社会由"二分法"朝向"三分法"的界定;(二)由宪政体制的巨大政治工程,转向社区治理的微型工程;(三)公民社会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之外,也扩及文化公民权与公民美学;(四)审议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初步的结论和议题讨论,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处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的增加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信访量不断攀升,人们的信访行为不断升级,形成了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文章以地方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信访洪峰”形成的背景原因和民众诉求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信访制度承栽的弥合功能和作用。     

合作治理：城市街居管理体制的创新取向

城市街居管理体制本质上是表征国家与社会关系互动的界面之一,体现的是国家与社会这两个系统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分配与架构,它的创新与完善是中国“善治”的重要生长点。但目前我国街居体制中存在街道办“实体化”、失衡化、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内源性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改革路径之一是构建街居之间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在资金、人员、决策以及绩效评价这四个方面赋予社区足够的独立自主权。     

探析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路向选择

文章就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对只处于“管理”而非“治理”的现状,提出我国需要建设由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家庭及国际组织等全主体力量的参与,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治理体系,使之成为全主体、全危险要素、全过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长期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即着眼全球视野的治理网络,凝聚全国组织治理公共卫生危机的整体合力;着力全主体应急平台建设,整合全部资源畅通公共卫生危机的信息机制;着手全方位应急预案体系,操演全新流程强化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计划;着重全国民疾病防控体系,强化全员监督提高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能力;着实全社会应急知识宣教,推动全民学习锻造公共卫生危机的组织实力。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

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运行不断完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政府的工作存在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法律法规的规范力处在较低层次上,社会成员的认知程度和文化需求的现实满足程度还偏低。实现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必须把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等充分激活,让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充分进发。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治理——来自河北省G县十个乡村的调查分析

在经济体制加速转型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农村的地位急剧衰弱,农村蕴积着贫富差距、治安恶化、养老风险、公共空间缺失、人际关系淡薄等带来的高风险．农村基层政权的软弱化、异化．农民信任危机的加重,公共民间组织的缺失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农村成为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潜在根源。只有创新农村治理方式．提高政府、公众、社会组织等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协商能力,加强对权力的约柬．完善风险应对体系建设．方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珠三角地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治理对策

本文较深入地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各种表现,并较深入地分析了导致珠江三角洲乡镇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的各种深层次的原因,提出了较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