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作家革命书写中的领袖情结

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存在走出家庭、追求信仰、投身革命的女性作家群体。在这一群体成员的革命书写中凸显出近乎于宗教虔诚的革命领袖崇拜倾向,其精神构成中内涵着强烈的领袖情结。在延安女作家的领袖崇拜话语中,可以梳理出情感逻辑、信仰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非理性因素。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延安女作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精神价值,借助于革命叙事有限地、部分地实现了介入公共政治生活、间接获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她们对于领袖人物的崇拜与书写,是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表现。     

中英文特殊诗体的对比--书写形式变异的英文诗与中国的回文结构诗

诗歌一般拥有新鲜的、独特的想象、又常被说是“带有音乐性的思想”,而且语言特别优美和精练。比喻、象征等手段用得多而巧妙。但是在视觉方面,诗人也有所创新。这表现在书写形式变异的英文诗和中国的回文诗。本文通过分析麦克高夫和卡明斯的两首英文诗,以及苏轼等人的回文诗,探讨中外诗人力图通过书写形式的安排,从视觉方面展现诗歌的魅力。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二战以后 ,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逐渐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当地 ;其族群认同也从认同于中华民族转为认同于华人族群。各国华人的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 ,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不同 ,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 ,或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他们作为东南亚人 ,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论湖南古代居民的变迁

居民构成变动频繁复杂是湖南古代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湖南古代居民变迁可以分为“苗越归楚”、“蛮族演化和北人入湘”、“赣人入湘及湘人西迁”三个阶段。湖南古代居民变迁的这种阶段性特征有利于我们去寻求、理解湖南古代居民变迁的各种因素及其地位和影响。     

工具主义考量与民族身份的界定——一个畲族乡的成立所引发的理论思考

族群理论中的工具论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无时不在算计和优化自己的利益,族群认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利益的推动.但是,工具论同时也不否认族籍、传统等对人们具有感召力.本文依据对一个畲族乡的调查指出,在我国的民族政策和特殊国情下,即便没有族籍(无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和传统的存在,只要有工具主义的好处,某些特定的人群也可能借用其他族群的族籍,来构建出一个新的同时包含不同族群的民族认同.     

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链物流分析

甘肃马铃薯产业的产业链纵向和横向发展都不够完善，而物流是产业链中一个重要的子集，如何发展物流产业，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分析了目前甘肃定西的物流体系，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认识上的误区，提出了几种整合产业链的思路。     

族谱、村史与民族史——以丰台沟村为个案的村庄志文本分析

祁连山南北麓地区自古就是一条民族走廊。在古代，许多业已消逝的民族相互接触、彼此交流与汇聚并融合。本文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所获辅以口述史的资料，推演出村庄志文本分析的典范。     

从历史角度看日语外来语书写的片假名化问题

日本早在 16世纪中叶就从西方吸收外来语 (主要是指从欧美各语言中吸收到日语里的词汇 )。外来语引入伊始一度采用汉字、平假名、片假名来书写 ,很混乱 ,直到二战后才统一为片假名 ,国语审议会还规定了由字母转化为片假名的规则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     

美国联邦法院管辖的跨州管辖权案件研究

跨州问题管辖权案件联邦法院受理案件的基本类型,就跨州管辖权而言,存在完全的跨州管辖权理论和最低限度的跨州管辖权理论,跨州管辖权案件主要考虑当事人的不同州籍和诉讼金额的大小,在如何确定当事人的州籍和诉讼金额上存在不同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