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中身份的社会化变迁——兼论农民身份利益的实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具有私法调整意义的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在私法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等级维系之标尺转变为矫正正义的工具。现代私法中应有身份制度的存在空间,应坚持契约下的身份和身份上的契约的统一。现代私法中身份主体呈现多样性和开放性,个人、团体、群体与社会阶层等都可借助身份制度诉求其利益。身份制度也通过赋予个体身份权与阶层性身份利益的方式给予主体的全面发展需求以回应。我国是传统农业国,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始终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身份阶层,保障实现其阶层身份利益是我国当代身份制度社会化的重要探索。     

亲属身份权的民法保护

亲属身份权是基于亲属身份关系所产生的各种人身权,它不同与亲属人格权、亲属身份财产权,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支配性,相对性的绝对权.根据不同的标准,亲属身份权可分为亲属基本身份权和亲属派生身份权:亲属身份形成权、请求权和支配权;亲属身份利益和亲属人格利益;亲属对世权和亲属对人权;相对亲属身份权和绝对亲属身份权.分析亲属身份权性质、特征、分类,了解亲属身份权法律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亲属身份权民法保护体系.     

荣誉权立法规制探究

我国学者在理论上对于荣誉权是否应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以及荣誉权的性质、客体和内容如何界定都存在激烈争议。由此也导致了实践中如何认识荣誉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荣誉权侵权的民事责任等疑问。文章认为荣誉权应作为一项独立的身份权由立法加以规定,荣誉权的客体应包括荣誉及由此产生的精神利益,相应地,荣誉权的内容应包括荣誉保持权和精神利益支配权。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对荣誉权的性质和内容的明确规定以加强对荣誉权的保护。     

行政公务员权利与救济的行政法哲学

行政公务员是宪法赋予政府所拥有行政权的显性直接行使者,在整个权力或权利运作过程中,他们是双重或多重身份实体,并以其身份权为核心和逻辑起点被赋予其他各项相应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公务员以行政主体的名义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法律依据和保证,而只有相应的救济才能保证权利的实现及权力的效用。因此,＂一体两权＂,权利与救济是两对动态的范式,是权利和权力内、外在属性和机理的外现和要求,并最终决定和制约其相应的机制形成和运作,而权利的内外构造的完整与圆满及良性均衡互动是其关键所在。     

论夫妻间的同居权

夫妻同居权是身份权的一种，具有权利义务的一体性，其以性生活为主要内容，并与住所决定权密切相联．行使同居权并不是实行性自由，取消夫妻同居权的规定也并不意味着妇女获得性解放。我国婚姻立法应明确规定夫妻互享同居权，这不是对人的感情的限制，更不是对真正爱情的亵渎，相反能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符合人类本性和婚姻目的的，另外也解决了丈夫在婚内是否构成强奸罪的理论困惑。     

论配偶的身份利益

身份是民事主体在特定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并由此产生的与该身份地位密不可分的身份利益.从婚姻目的入手分析配偶权客体,即配偶的身份利益,其主要内容包括:夫妻同居生活、夫妻共同生育子女以及夫妻相互陪伴、钟爱和帮助.配偶身份利益具有绝对性,受法律保护.任何第三人侵害配偶身份利益都应受法律制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论姓名权法律屙陛的发展变迁之路

关于姓名权的立法,我国尚无对公民姓名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单行性法律法规,对公民姓名权益的保护、对侵权行为的责任追究和相关的司法解释,主要散见于诸法中。本文首先重点阐述了姓名权的法律属性,并对容易与姓名权混淆的争议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区分;最后,笔者展望了我国首部姓名单行性法规《姓名登记条例》的即将出台,并提出了若干重要建议。     

试论荣誉权在民法中的地位

把荣誉权与人格权、人身权、名誉权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荣誉权既不能简单地归类为人身权或人格权,也不能笼统地说荣誉权是名誉权的特殊情形。因为"特殊"一词有多种含义:"一般"和"超出一般常态的例外"间的并列关系中的特殊;"整体"和"特殊的局部"间的包容关系中的特殊;哲学意义上的"一般"和"特殊"关系中的特殊等。名誉权和荣誉权之间的关系应视为哲学意义上的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在民法中荣誉权应是名誉权下位阶的概念。     

夫妻相互忠实义务法律保护的反思与完善

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夫妻间忠实义务议题备受关注,争议颇多,也曾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而暂告段落,但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保护不力,又一次将该议题推到前台。从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保护现状以及完善途径等角度综合分析,夫妻要求对方忠实是一种带有人格权性质的身份权,属于请求权范畴,具有对世效力。当前司法实践对其保护相当单薄,应确立损害赔偿制度加以完善。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思路的调整与突破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一直在土地集体所有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制度框架内寻求创新.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弱化集体土地所有权,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这样的改革思路的实践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根本原因在于二元产权结构背后农民存在多重身份.只有让集体土地产权去身份化,切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身份关系,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