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登·怀特:作为分析的心灵哲学家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在1973年出版,其时,剑桥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未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就分析传统的基本特征而言,可将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分析哲学与历史学、思辨的形而上学以及政治道德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差异。而在对海登·怀特的"分析"进行分析之后,《元史学》即可被视作恢复斯特劳森式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典型实践,它为一种先进的心灵哲学和时间哲学勾勒了轮廓。     

巫史文化与前儒家乐教文献的生成

巫史文化乃儒家文化的生成源头。在巫史文化之笼罩下,巫风浓厚,人们以乐舞娱神,而以乐舞事神为职业的古巫由此而得名。吊诡的是,古代理性之萌亦自巫始。在巫祭语境下,古巫于诵唱神谱、族谱的过程中,逐渐萌生出文献意识,并推动了文字的创制,使口传文献逐渐向文字文献过渡。为服务于宗教祭祀,作为群巫之长的氏族首领很早就在氏族内部开展乐教,这种乐教传统在夏商周三代相沿不替,而周公之制礼作乐,使传统乐教发生了温和的人文转向。周代乐教发达,产生了丰富的乐教文献。春秋末期,熏染于周公礼乐教化的卿大夫阶层,在立言不朽之价值导向下,搜讨、整理、诠释传统文献,其中有关乐教的部分,即成为孔子之儒家乐教文献的生成土壤。     

阿尔都塞：社会再生产中的国家意识形态规训装置——以阿尔都塞《论再生产》为中心

在《论再生产》等论著中,阿尔都塞针对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客观要求,新选取了劳动力再生产中的非物质条件视角,重点考察了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的入门资格以及臣服于资产阶级统治关系的意识形态教化机制,进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意识形态国家装置。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意识形态绝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体系,同时也是一种以现实存在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非强制国家装置。意识形态国家装置成功地掩盖起自己的统治意图,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提供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社会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物性实践使相应的机构得以生成,而不是相反。直接贯彻统治阶级意志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是原初的、基始性的意识形态赋型,不同于次生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家庭、学校和宗教等建构起来的非暴力意识形态装置,通过日常生活可以践行的物质活动,起到了比暴力性的国家机器重要得多的支配和控制作用。     

生命政治转向与社会理论的激进化

生命政治转向扭转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路径,定义了新型的政治地平,把测度知识学的条件纳入政治语境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中,从而为左派的理论研究界定了新的研究范式,并促进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激进化。以"生命政治转向"为基础的激进社会理论打开了新的叙事路径,为左派的政治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但其泛政治化偏好对于左派提出的理论承诺及兑现承诺的能力提出了挑战。     

体验,教育的转向

现代教育受历史渊源很深的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外在化和空心化的倾向严重.20世纪以来,哲学上的反思和批判,给教育走出异化和危机提供了某种契机.体验教育既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充盈着丰厚的人文意蕴;又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提升着生命的境界.因此体验教育是我们反思教育的一条有价值的可能进路.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叙事文化的听觉之维

作为对视觉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拔,当代文化研究中正在兴起一股听觉转向的热潮。从批判"图像至上"主义的遮蔽效应,倡言听觉研究的理论合法性,到听觉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从声音与身份、权力的复杂关系到听觉文本的形态类型,从听觉文化的中国传统,到听觉批评的实践活动及话语建设诸问题,中国学界均有广泛深入的思考。听觉文化研究在中国经历了由自发而自觉的理论历程,对中国立场与中国意识的重视与强调,彰显了中国学人的理论自信。     

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

传统或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代表了过去的悠远和辉煌,亦在于它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当下存在样式及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时,就不仅仅是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一种历史性的梳理和阐释,而且要立足于现代及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而非传统或"传统主义"问题,进而从中寻求一条可以联结过去和现在的精神纽带以及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依据.然而,在过去的近百年中,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却经历了诸多的波折与坎坷,与此同时亦完成了研究范式从"主义"之争到"问题"意识的现代转向.     

现代性视角的文化转向

现代性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畴,经典时期的三大社会学传统采取吉登斯所谓单一动力的模式来把握现代性,即采用一种整体性的宏大视角,将社会结构与系统作为描述的对象.20世纪文化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得文化从社会研究的边缘,跃升为主流位置.这种社会学的文化转向,意味着采用文化视角解读现代性的可能性,然而早在19世纪,处于社会学边缘位置的西美尔便是这种文化转向的先驱.     

主体伸张理路之下的文论建构转向

主体同性文论提出的前提性思考在于主体性理论的缺陷.从主体性文论到主体问性文论的转向,从根本上而言是置换了文学理论形态建构的哲学基点,从而二者在文学本质问题的理解上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其实,主体性文论和主体间性文论的提出遵循着同一条文论建构的路向,也就是说,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向是主体伸张这一理路之下的文论建构转向.这一转向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些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