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宣言"与太原辛亥起义--文物、文献与史实之互证

"子夜宣言"为新发现的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文物资料,它不仅从形制、内容上可以坐实和纠正回忆类文史资料的记述,而且与新发现的其他文物(<军法令>、<告民众书>等)形成关联性、互证性实物资料丛,对于太原起义日期、起义军活动、起义军司令任职情况等重要史实的订正提供了重要史证.     

包大人很忙

网络上的热潮常常不知道从哪里就涌起来了。3月份"杜甫很忙",5月不知怎么就变成包拯"包大人很忙"了。作家"两色风景嘎"在微博上开写了"微开封":"包拯与展昭初见面。包拯拱手‘:在下开封府尹包拯。’展昭还礼‘:在下南侠展昭。’‘没人会把你当成女侠的啦。’"不知怎么触动了众网友的包大人情结,于是各种"黑段子"蜂拥而来。眼前版展昭给王朝和马汉讲自己的英勇故事:"那天我探逍遥楼,获得重要情     

漆园子：久病成良医,练拳成女侠

像我这样的书斋动物,每天清晨的打拳活动,就是一次社会参与。资深媒体人漆园子曾因为先天性鼻甲肥大而患上头痛,这个痼疾,很多年来一直紧紧地尾随着她,纠缠着她,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也许因为长期头痛,不论是她的小说,还是随笔,都不同于一般所谓的＂女性作家＂,没有软或柔,而是有一种凛冽的刚硬。所以,如果非要说与世无争的漆园子在世上还有一个敌人的话,那就是＂头痛＂。     

近代工商界的“辛亥”记忆与政治经济诉求

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金融停滞、商业萧条等动荡不安的感受。但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辛亥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社会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不仅逐渐有所改变,而且在整个社会重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辛亥记忆的不断重构,在政治与经济两方面为工商界的商业言说与经济诉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时空背景,使工商业者得以借助政治话语和政治符号宣传商业信息,既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有利于商品促销,由此实现商业与政治的双赢。     

重新发现历史：以云南近代历史为例

重新发现历史,重写历史有其必然性。近代云南历史研究发现了众多的亮点,有必要重写云南近代历史。例如,云南陆军讲武堂铸造了黄埔精神,辛亥云南起义在全国创造了三个冠军,护国战争应属于民主革命主流的组成部分等。当然,重写历史,应当以尊重历史为前提。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探略( 1908 -1914)简

辛亥前后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始于1908年,迄于1914年,可分为省、府厅州县、城镇乡三个级别。它扩大了湘省民众的政治参与,促成了湘省代议政治的出现,但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地方自治风潮,如选举风潮、地方官与自治机构的冲突、由自治职员滥用职权而引发的风潮以及绅董权力之争等。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女侠故事及女性研究综述

女侠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无论是传奇、话本还是戏曲,女侠在各类文体中都有着经典形象和文本故事。从20世纪初以来,对于女侠故事的研究,基本上从女侠形象、性格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等角度展开,以古典文学常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切入,论述女侠形象及其文本意义、历史意义。而女性研究要想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开拓,要从三个方面急需探索：一是打通分类和既有的研究范式;二是引入新资料、新证据,在史料、文献、文学作品中挖掘新内容,以及依托考古新成果及最新出土文献;三是理论的创新、提炼与总结。     

新世纪之初的辛亥革命史研究(2000-2009)

在辛亥革命系列学术研讨会、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清史工程、西方分析框架的"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下,2000-2009年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史实考订、文献整理与编辑出版、研究范式与辛亥革命评价标准、辛亥革命性质、清末新政等诸方面均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史与社会史互动研究;探究各地革命之间的共性与独特性,合理解释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多维视角诠释辛亥革命史,打破惯有思维定势,从而拓宽视域,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试论辛亥滦州革命的历史地位

1911年10月,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同时,北方滦州以第二十镇新军为主体发动了滦州兵谏,要求清政府彻底改革实行英国式君主立宪,实施不流血的革命.兵谏失败后,中下层官兵又发动了武装起义,兵谏和起义合称滦州革命.滦州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有力支援了南方革命,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促进了民主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在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列强对辛亥首义的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立即引起列强驻汉口领事馆的高度关注.外报及其新闻记者的反应见仁见智,褒贬各异.而列强政府采取"友清敌民"的态度,都站在清王朝一边,防范、敌视革命党人.因列强在华利益各异,所以它们对待武昌起义的态度也不完全一样.列强之间相互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是共取"不介入"的中立态度.这与湖北军政府意图示好列强的外交政策也颇有关系:鉴于近代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被列强绞杀的严重历史教训,革命党人始终避免得罪外国,承诺保护各国在华既得权利和外国人在华生命财产安全.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得到驻汉领事团的理解认可.袁世凯出山后,列强则全部转向"拥袁抑孙",将袁世凯视作"秩序"的代表.辛亥首义后,列强面对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固然与清王朝、民国政府、袁世凯诸方的外交策略不无关系,但归根结蒂,是列强自身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