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

清华无线电研究所是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大学创办的两个物理类研究所之一,也是中国大学中建立的第一个无线电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有关档案和文献资料,对该所的筹建、迁移、科研工作情况等进行了考察,初步总结了其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绩。该所几经搬迁,聚散不定,为了满足抗战的需要,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研制出多种无线电技术设备,同时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清华无线电研究所的工作不仅为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无线电技术和电子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魏权力机构的转型对玄学的影响

我们可以在不同层面上讨论社会转型,如在宏观层面上描述整个社会的变迁,在微观层面上对某种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或者对介乎两者之间的诸如群体、制度和机构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传统的社会转型研究大多集中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基础结构的变化上,但新近的研究业已表明,其他层面上的探讨也富有建设性。 就中央集权、生产关系等社会主结构而言,从两汉到魏晋并没有多少本质的不同,但在次结构上,汉魏之际的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变化。如战乱,自黄巾兴起(184)到魏文帝即位(220),社会经历30多年的混乱状态。史载汉和帝元兴时到桓帝永寿年间大约50年时间     

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文化血统的辨析

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虽一直处于殖民统治的政治高压之下,但却始终高扬着不可征服的中华之魂.唯其如此,它才能顶着殖民宗主国所推行的皇民文化运动,自觉追随着祖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步伐奋然前行,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上的反抗品格和文化上的革新品格,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反殖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的和台湾乡土的基本品性,成为中国新文学悲壮而珍贵的海上篇章.承传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文化血统,有着多方面的重要现实意义.     

名垂青史 功载千秋——记江西籍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徐永煐

正徐永煐,祖籍江西龙南县。他在学生时期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赴美留学,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共中国局书记,领导旅美华侨左翼运动逾20年。1945年联合国筹备成立期间,他协助出席大会的董必武等人开展工作。1946年夏回国后,他先后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后改名为国际宣传处)处长,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副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代理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英译毛选委员会主任。1954年,徐永煐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负责人,1955年出任外     

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看到自然科学对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而且深刻认识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力的天然联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中)——记古大存解放后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岁月

正气凛然仗义执言1927年,古大存带队前往海丰向彭湃汇报、学习并庆贺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彭湃赠送一把大马刀给古大存,古大存当即赋诗一首回赠彭湃:殷殷刀上血,深深战友情。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彭湃英勇牺牲后,古大存一直非常挂念彭湃的母亲周凤。路经海丰或彭老太太来广州,都必定亲自登门看望。1952年夏,广东省政府...     

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新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的局面基本形成。     

论蒙元时期乌江流域的民族分布与政府经略

中国西南的乌江流域地区,因长期远离中土且资源丰硕,历来是彝、苗、布依、土家、仡佬、侗等少数民族杂居之地。自元朝实现国家一统以来,封建朝廷对乌江流域的统治与经营较之前朝更为广泛深入。蒙元统治者不仅通过置设行省机构、推行土官制度等举措,极力强化当地的政治集权控制,而且还通过建立站赤驿道、开展军民屯田等方略,有力推动着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

社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将不断增强。然而,我国长期受以国家为权威来源和以单位为传统形式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缺乏社区自治基础。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改善社区自治,加强社区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