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对语用谬误的研究

作为世界三大源流之一的中国古代墨家逻辑是一种论证逻辑,墨家对谬误的研究促进了墨家逻辑的形成.由于中国古代汉语的特点,墨家又着重研究了语用谬误.从墨家语用谬误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逻辑即辩学的特色--词项符号的语义、语用理论.     

《助语辞》以“俗语”为释的训诂特色

<助语辞>以"俗语"为释是它的一大训诂特色,而且其解释大都准确."俗语"当指现代"土话".其意义和价值表现在第一,在虚词研究史上首开以口语解释文言之先河;第二,所保存的"俗语"资料具有语言研究的历史价值.     

歌弦唱奏方式与辞乐关系--乐府唱奏方式研究之二

本文在充分利用文献材料的基础上 ,吸收前人研究成果 ,重点探讨乐府唱奏方式对辞乐关系的深刻影响。文章通过细致的分析和考辨 ,提出了如下几个崭新的观点 :(一 )“相和曲”与“三调歌”均曾以“行”命名 ,二者共有“丝竹更相和”的音乐特性 ,而用“丝竹”表演反映的正是“行”的本质 ;(二 )魏明帝相和歌改制与列和笛律的使用直接相关 ,多种表演手法与技巧的综合运用、叠奏和“相和”等唱奏方式的交错组合皆因笛律的统领而最终得以实现 ;(三 )“歌弦”的本义乃“歌所弦之曲” ,有用“器”与不用“器”之分 ,正是后者的普及才产生出了歌乐重奏的“歌弦”唱奏方式 ,后世称为“着辞”。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诗经》祭祀诗的诗体变迁与程式化叙事探论——以“尸”之主题为个案

搬演受祭祖先的尸存在于祭祀全过程。与此相关,《诗经》祭祖诗中存在大量尸之主题。这一主题在《颂》中消隐,在《雅》中或显或隐于嘏辞而大量存在,祭祀诗和祭祖仪式的张力关系决定了尸之主题的呈现,进而影响了《诗经》诗体构型和结撰技术的发展。     

《班簋》铭文新释

该文在前辈学者对<班簋>考释的基础上,通过对铭文的语言学审视,综合运用偏旁分析法、二重证据法和语法规则,发现"(钅正戈)人"即<诗经·小雅·采芑>"钲人伐鼓"之钲人,并结合训诂资料及<周礼·地官·鼓人>所记"鼓人"职责,探得"钲人"是在将帅指令下通过击打钲鼓向军队传递行止命令的官吏;"遣"是个表示"施""舍"义的动词;通过<班簋>铭文、周人观念、<诗经>原文和孟子解诗的比较,求得"天畏否畀屯陟"中的"天畏"是一个定语后置式的名词短语;通过"天畏否畀屯陟"与<周书·多方>"惟天不畀纯"对勘,从语境与行文的角度,证成<班簋>铭"天畏否畀屯陟"之"否"当读为"丕"、训为大;"惟乍昭考爽谥曰大政"意为以被称为执政大臣的英明父亲为榜样.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

昭德晁氏家族在宋代众多家族中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与晁氏家族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晁氏家族作为宋代文化世家的杰出代表,是宋代文化繁兴的最好见证。晁氏家族的教育模式、对于文化传承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其独具特色的家族佛学修为,对于我们更准确认识宋代家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感兴：审美价值的实现历程

先秦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情感为诗歌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此前提下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将诗看作是成就理想人格的途径;而后汉代经学家解诗,＂兴＂被诠释为艺术创作手法,这是艺术沦为教化工具的直接结果;魏晋思想环境的变化促使＂兴＂得到发展,感兴恢复其情感特征,显现出魏晋人率性而为、任性自然的人生追求。简而言之,＂兴＂直观地显示艺术在社会中的价值,体现着时人的审美理想。     

乐府古辞《陌上桑》异文笺证与解读

乐府古辞《陌上桑》就其母题来说可以追溯到上古桑林母题,其本事来源恐亦非止一事,然而就其文本所流露的线索推断,其写作时间似为东汉末年;该诗在不同版本中出现了文字上的差异,而部分词语也存在解释上的差异,亦可为其写作时间提供语言文字上的佐证。文本字词的改动里隐约有着时代的因素,因此对《陌上桑》文本中的字词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对乐府古辞的理解。     

“修辞”之“辞”本义谈

对"修辞"之"辞"的本义,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证之以《周易》原文,《说文解字段注》及其它典籍,《说文》中之"辞"应为"说也";《易·乾·文言》中"修辞"之"辞"应是"文辞"、"言说"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