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体“势”论考述

以“势”论艺,首见于书法论说,重在形态与体势美,引入文章评论,刘勰所述“即体成势”,兼括诗文,而就赋体而言,论“势”批评尤为重要,且因其“体”异于诗、文而特色显著。考述其要,从创作论看赋“势”,在于绘象骋势;从批评观看赋“势”,在于审体因势;从风格说看赋“势”,则因虚实成势勘进于“丽则”的审美原则。这也成就了诗歌重“意境美”,而辞赋更重“体势美”的批评质性。     

浅谈唐传奇中的诗歌与辞赋

诗歌与辞赋的运用是唐传奇的一大特色,而诗歌的运用和辞赋的运用在唐传奇中是不同的,有其各自的特殊性。此外,诗歌在小说中的运用无可非议,但过量运用同样有着一定的负面效应。     

论南朝辞赋的题材选择

南朝文士从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退缩,陶醉于家族门第的光环,自傲于脱略事务的清高,沉溺于贵族生活的享乐,其气质变得愈来愈纤弱、细腻,造就了贵族特有的病态文化人格.这种人格必然会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深刻影响,使其烙上了明显不同于汉、魏、晋文学的特征.文章探讨了南朝赋在时代背景下的题材特征,主要表现为所咏之物趋于纤弱,赋家笔下多是日常的、琐细的东西,花花草草、风花雪月之类;所咏之人趋于柔媚,赋家笔下多是女性神态形体世俗的矫揉姿态;所咏之情趋于低沉,赋家笔下极少吟唱高迈的节操和抱负,高蹈、旷达的情怀.     

论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

从明初至明代中叶,以吴讷、徐师曾、李东阳和明代七子派为代表的复古派掀起了一场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复古派以古赋为艺术标准,确立屈骚、相如赋艺术典范的地位,强调学习古赋创作的文学修养和构思方式。复古派创作秉承屈骚汉赋的怨刺讽谏精神,追求雄奇壮伟的辞赋美学境界,力图恢复古赋雄健的文学风尚。明代祖骚宗汉的辞赋复古思潮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时代萎靡的文风,在辞赋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     

从杜笃《祓禊赋》试观先秦时期迷信思想及崇巫观念——与出土文献合证

作于东汉之杜笃《祓禊赋》系篇描写古代祓禊民俗场面之作,祓禊是上巳日里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极受重视的巫术仪式,观审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祓禊一事是加载官方礼制文书的,可见这是一个举国参与的祭祀活动,其受重视之程度毋须赘言。随着社会的变迁,上巳习俗渗入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时代内容和特色,与它的原生形态有着极大的不同。俗信从迷信中的解放,是民俗发展必然的结果,然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日益进步和逐渐丰盈的知识。随着社会、思想多元的呈现,许多迷信被解放出来转化为俗信时,就成为生活上、心理上常见的习惯,如上巳节、端午节、中元节的过节习俗即是由此产生。     

浅谈建国后文学史对汉代辞赋的研究

汉代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的产生时期、内容体裁、风格特点都十分独特,有些地方还存在争议。建国以后,当代学者们一直坚持对汉代辞赋进行研究。本文主要本谈论文学史对汉代辞赋的研究情况,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阶段。     

论元代辞赋“祖骚宗汉”的创作实践

元代辞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祖骚宗汉”。元赋“祖骚”不仅模拟楚辞的外在形式，而且深入其精神气质，尤其是对“骚悲”和“骚怨”的继承颇有体悟。元赋“宗汉”体现在对汉赋题材内容、铺叙方法、结构篇章、讽谏功用等方面的继承和发展。虽然元赋“祖骚宗汉”存有明显不足，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辞赋作家和作品，使元赋创作既起到对前代赋体弊端纠正的作用，又建构起明清辞赋理论和创作的发展方向，从而奠定元赋在辞赋史上的地位。     

葛洪与辞赋——以其创作中的辞赋化倾向为中心

葛洪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史、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均有着独特地位。对于葛洪与辞赋的关系,目前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较少论及。本文试从葛洪的辞赋观和他在其子书《抱朴子》创作上表现出的辞赋化倾向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