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和复杂性:简单性世界观的困惑与超越

世界及其万事万物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抑或既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这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我们拥有的简单性世界观一直伴随着的理性困惑。黑格尔的辩证法曾经以思辨的方式超越过这种困惑,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科学作支撑,使其囿于神秘的唯心主义形式之中,因而未能获得真正地理解。复杂性研究浪潮特别是复杂科学的兴起催生了新的复杂性世界观,在这种新的世界观的统驭下,我们的科学、哲学乃至经济社会的各个层面和整体形态,都正在和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深入探讨辩证法和复杂性的关系,是唯物辩证法当代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美的方法论之思

美的研究对象是“属总体人类的美”,这一美只能是个体的美的总和或思维性存在,必然在“主客观的统一”领域。根据辩证法的宇宙论,美的研究首先是语言学上对“美”的语词之用法的界定。以人对不同事物的判断所持的根据不同,美可谓是“人的气质性、品格性精神”显现在能够引起人的生理感觉快适的物质形式上。审美是人的由生理快适感觉与心理愉快感觉相融合而生成的“精神感觉”活动。美的事物之发生原因,一方面在主体的审美本身,另一方面在客体的不可论美丑的事物。     

徐大椿的同异辩证法

辨别认识对象的同与异,这是辩证法的重要问题,也是医家正确辨证施治的关键。徐大椿通过辨别古今、病症、药性、医道治道等的同异关系,从而得出正确或大致正确的结论,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并予以科学的评价。     

马克思不平等批判的内在张力及当代价值

事实与价值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不平等批判的内在张力。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真实揭露,指出资产阶级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僵化认识导致资产阶级平等观的意识形态性质。因为社会历史的运动必然使事实经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适用于简单事实的价值原则必然随之逐渐失效而退化为虚假意识,所以只有有事实支撑的价值才是科学的和值得欲求的。马克思进而在准确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分层次地阐明了共产主义平等原则,重构了平等的价值内涵。马克思还根据事实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将无产阶级确认为实现普遍平等的主体。主体所经验到的事实决定了其价值目标的性质,只有不享有任何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才能提出普遍平等的要求。而事实不会自动趋向价值,马克思在对危机的分析中认识到实现平等需要主体性力量的介入,只有对现存社会抱有最为坚决的革命态度的无产阶级才能与危机这个资本自我否定的事实结合起来推翻资本统治,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把握马克思不平等批判的内在张力,不仅有助于形成对马克思平等思想的正确认识,还能有效回应部分西方学者的误解与质疑。     

论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概念辩证法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用黑格尔概念辩证法重新解释希腊原子论的文献。为了回应近代哲学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马克思将德谟克利特阐释为近代经验论的代表,将伊壁鸠鲁阐释为近代唯理论的代表。在马克思的阐释之下,二者的原子论具有了近代哲学二元纷争的意味。马克思用概念辩证法将原子改造为既具有物质性规定又具有观念性规定的整体的辩证原子概念,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的哲学思想,跳出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自我确证”的批判性超越

自我确证不仅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关键环节,也是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将自我确证等同于自我异化的扬弃的抽象逻辑,指出自我是在对象性活动中实现自身的生命力量和对象的本质力量,从而确证自身的存在。进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将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第三者”相结合,提出了“第三存在物”是主体与对象相互确证的中介,超越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绝对对立,从而突破了黑格尔自我确证的封闭圆圈,为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提供了现实依据。     

马尔库塞的遗产

本文是凯尔勒先生为陆俊所著《马尔库塞》一书所写的序言,在介绍了马尔库塞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背景之后,凯尔勒认为,马尔库塞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尤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依然具有启发作用。他赞同陆俊所提出的“操纵和解放的辩证法是马尔库塞思想的中心”,因为这个角度不失为解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一个合理视角。      

从庄子《齐物论》看辩证法和诡辩论

庄子<齐物论>的确含有不少辩证法因素,但到底还是滑向了诡辩论,弄清庄子的辩证法是怎样滑向诡辩论的,这对于我们自觉坚持辩证法反对诡辩论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家关于文化多元主义与辩证法的论争——以金岳霖、张东荪与张岱年的逻辑哲学为切入点

20世纪上半叶,汉语哲学界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作为罗素访华事件的副产品,分析哲学的方法与数理逻辑的工具开始传入中国学术界;二是以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家在汇通中西哲学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汉语自身的新哲学体系;三是唯物辩证法开始传入中国。三股思潮剧烈碰撞,最终使得两个逻辑哲学问题成为当时学界的重要话题：一是数理逻辑能否成为各文明体哲学构建的基础框架？二是数理逻辑究竟是辩证法需要克服的对象,还是与之并行不悖,或者是形而上学构架的逻辑基础？与今日中国哲学界的风气不同,当时中国一流的哲学家特别是金岳霖与张岱年,在面对张东荪提出的“逻辑多元论”时,都愿意为数理逻辑的基础地位提出全面辩护,并且认为数理逻辑的使用既不影响哲学构建的民族特色,也不影响辩证法继续在方法论上起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