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通婚、信仰与秩序——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研究

义乌穆斯林跨国通婚现象,是一个近20年来随着义乌经济突飞猛进而次生出的相关族群深度交往的社会现象.但对于从单一族群突然发展为多族群混杂的小小县级市义乌来说,似乎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繁荣、利益的分配机制以及人们的发展机遇等重大领域,及时地对这个专题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在学术理论上有一定的作用,而且在应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特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

族际通婚数据属于典型的关系数据,可视为由各民族与其他民族通婚联系形成的关系体系。因此,社会网络分析提供的一整套方法可作为族际通婚研究的方法工具,以便利地刻画通婚关系的结构特征。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首次尝试将该方法用于考察和分析中国各民族族际通婚的结构性特征。初步应用揭示,中国形成了一个以汉族为中心的大的全国族际通婚圈,同时存在少数民族间凝聚力明显有别的8个地方性子通婚圈,该结构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直观体现。可见,社会网络分析是揭示和认识族际通婚关系结构的可靠且有效方式,其中,社会网络的图形呈现、中心性测度和社群识别技术可为族际通婚关系的分析提供直观和详细的补充信息。     

近二十年来两岸通婚模式的演进及趋势探析

两岸通婚将加快两岸交流和融合,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两岸通婚不断增加,通婚模式逐步由单一的"盲目崇尚型"向多元的"互动选择型"转变,最终将过渡到理性的"爱情主导型"模式;而当前两岸通婚在政策、观念和配偶及子女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制约着两岸通婚模式的演进,必须采取打击非法假婚姻、建立两岸移民磋商机制、推动台湾方面在居留、工作权、婚姻方面给予大陆配偶平等权利等措施,努力构建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的通婚模式.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北京近年族际通婚状况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4~2012年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北京近十年的族际通婚在新婚群体中占比约10%,其中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通婚为主,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与民族地区相比,北京的族际通婚的特点表现出显著差异:北京族际通婚的人口平均初婚年龄高于汉族通婚,夫妇平均学历水平也高于族内通婚的情况,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通婚人群中有很大比例的迁移人口和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方面,族际通婚夫妇的离结率(即当年的离婚数量与结婚数量之比)大大低于族内通婚。新婚人群的特征对比映射出北京对于少数民族精英人口的强大吸纳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族际通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的调查

族际通婚态度不仅影响实际的通婚行为,而且能反映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程度。族际通婚在推动文化交流、加强社会联系、增强对其他民族的认同感,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族际通婚态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从而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本文基于云南和宁夏地区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考察当前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族际通婚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研究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对族际通婚整体上持积极态度,对子女和亲属的通婚态度相比自身更为积极。此外,个体和家庭因素与少数民族群体的族际通婚态度显著相关,其中家庭民族构成的影响较大,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交往和共同生活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族际通婚态度。通过族际接触和文化交流、教育宣传活动和改善社会经济可以促进族群融合,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