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民叙事与历史真实的人类学研究——以清末民初的滇越铁路修建为例

1898～1910年,法国在晚清帝国的边陲云南,修筑作为他们殖民权力话语表征的滇越铁路,西方“他者”的进入打破了边民社会的秩序。在面临着家园土地的流失情境中,边民社会从其“地方性知识”系统中,寻找西方“他者”行为的不合法性。“土地”作为边民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成为了边民话语表述的媒介与抵抗斗争的标的,而法国殖民者最终的路线选择则完成了边民社会历史叙事,边民社会与法国殖民者围绕滇越铁路的修建书写社会的历史,实现地方性知识系统的重构。     

边民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以中国西南边疆为研究对象

在地区主义盛行的东亚板块,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边缘地带,存在着地区主义下的边民认同和跨界民族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这两种认同超越了对其国家的认同,这种现象是边民和跨界民族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定位?还是新民族主义的另类?边民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有何种关系?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边民互市的经济与政治功能——以绿春县平和乡为例

边民互市是边境地区常见的经济贸易活动.从绿春县平和乡边民互市的情况可以看出,边民互市具有增加边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边民互市不仅加强了两国边民的联系,增强了两国边民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对增强我国边民的国家认同感起到重要作用,客观上达到"怀柔远人"的作用.     

少数民族的族际通婚和文化适应——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

基于云南通海蒙古族的实证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政治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重要内核;民族心理交融是族际通婚的深层根源;地理和社会领域文化适应是族际通婚的客观条件;族际通婚不必然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消弭。在族际通婚逐渐增多的情况下,通海蒙古族仍然具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实践路径具有复杂的多面向,族际通婚是一项实现深层次民族文化交流和心理交融的方式。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仍需少数民族在更多领域文化适应的支持。     

宁夏农村回汉族际通婚调查分析——以平罗县城关镇为例

从宁夏平罗县抽样调查数据中可以发现,近几年农村回汉通婚人数有所上升,说明人们对回汉通婚的态度有所转变。影响回汉通婚除显性因素如宗教、性别、民族、年龄、文化水平外,也有深层的非显性因素以及城乡文明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冲突等。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排斥与融合——四川白马藏族入赘婚的研究

四川平武白马藏族的入赘婚在当地又被称为"抱儿子",有两种形式--寡妇的入赘婚以及初婚女性的入赘婚,并且都以族际通婚为主要特征.本文通过对二者产生的动因的深入分析,指出它们是由于族群内部和族群外部差异性、选择性的认同而产生的一种典型的个案.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 ,通婚区域快速内卷 ,通婚村减少 ,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速度打破了改革前的社会均质状态 ,引起了地区及村落发展的不平衡 ,而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初级市场网络的复兴也对婚嫁格局、通婚距离及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婚嫁格局的变动将造成婚入与婚出的失衡 ,危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地域平衡     

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商业发展的口述史研究——以中俄边境的中国黑河市为例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视角,在实地调查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以中国和俄罗斯边境地区经商边民的商业发展史为脉络,系统梳理经商边民从“倒商”到“网商”的经营模式转型过程,试图探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商边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外部客观环境和内部主观能动性的互动过程中的生成和演化以及同经商边民商业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影响着经商边民商业模式的生成和转型,商业发展形塑了社会关系网络的非正式性、在地化、跨国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