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安徽词史论略

清代以来,皖地文坛诗家颇多而词人较少,自清民之际吕碧城始出现上扬之势。迄于当代,一介僻处皖西的寒士刘凤梧心灯孤擎,大声鞺鞳,成为当代词坛高耸的一座奇峰。与其同辈的吴则虞、宛敏灏两家皖籍学人也自成格局面目,足为蕉窗老人刘凤梧之护旗骁将,而其幼子刘梦芙尤其在词学、词创作两方面均有不凡成就。进入网络时代,嘘堂、潘乐乐则以兼容多元的笔法为皖地词坛添献了新的乐章。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荷兰企业破产立法的进路及其启示

作为高度发达经济体兼我国重要的投资贸易伙伴,荷兰的企业破产立法进程值得研究。以对破产债务人及其债权人利益保护程度的差异性为视角,企业破产法可以被分为“债权人友好型”与“债务人友好型”两大类型。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荷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型迟来了一个多世纪。这种政策惯性与该国特殊的信用体系、市场结构、重商文化密切相关。但随着全球不安定因素的增多,荷兰立法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重整制度的价值。《重整法案》的生效标志着荷兰企业破产法正式转型为债务人友好型。该法案创新性地构建出重整专家制度,并确立了“最大化灵活性原则”在重整程序中的核心地位。于我国而言,不仅可以借鉴荷兰企业破产法中某些具体的规则,还更应从荷兰的经验中认识到企业破产法在市场经济,尤其是非常态经济形势中的重要地位。     

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现实意义

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是当今世界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本文从迎接并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从适应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以及从提高整体民族人口素质的需要三个方面论述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现实意义     

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

随着史学的发展以及史学跟社会生活关系的更加密切,人们加强了对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使用,从而推动了历史文献学的进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史书部类趋于定型,另一个方面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书部类的趋于定型,是史书在数量上迅速发展和种类逐渐增多的要求。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     

我国立宪史发展的新阶段

1999年3月9日九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我国立宪的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它除了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外,还突出的表现在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认,对多种分配方式的认可,对农村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体制”的认可,对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地位的确立,以及对国家保卫制度的修改及立法观念的转变等等。它的实施必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浅论清代福建地区的永佃制——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 17件清代福建地区永佃契的分析 ,阐述了清代福建地区永佃权的产生途径、基本特征 ,提示了永佃制盛行与封建商品经济繁荣的内在联系。文章还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比较了永佃制下的地租形态和佃户地位与传统租佃关系的异同 ,说明永佃制作为一种新兴的租佃制度 ,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文学：拯救谁的历史?——试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两种精神史叙述

文学始终是创作主体精神的有力承担者。作家以其自身文化理念和价值指归的不同造就了作家精神史走向在文化空间上的差异。在表现形态上,差异具体表现为“拯救历史”与“拯救自我”的历史性对立,这种对立性的存在规定了现代乡土文学创作的基本秩序。由于两种精神史发展严重不平衡,导致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近乎总体性的精神缺陷。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一个知识者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文学究竟应该拯救什么?     

中国法律史研究创新刍议

本文认为,传统观点把法律史当作阶级压迫史看待,掩盖了法律史的真正本质。法律在人类争取自由的艰难历程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法律史是人类解放自身的历史”。中国法制史有三个重要特点：吏民兼治而以治吏为主,赏罚并行而以激励为先,律例并行而常以例破律。基于上述认识,作者指出有必要重新认识中华法系的地位及作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创建适合转型期中国国情的“中华发展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