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以多学科理论为支撑的关于西藏社会稳定的实践研究——读孙勇主编的《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一书感悟

西藏社会稳定问题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理论问题,还是个关注西藏必然要关注的问题,更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年来,中央十分关心西藏的社会稳定问题,学术界研究西藏社会稳定问题的力度大大增强,不少作品现世。其中,由孙勇教授于2008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顺利通过结项,并于2015年6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孙勇教授主持的这个课题是以     

中共创建史研究的匠心之作——简评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先生所作。自该书出版以来,众多学者便对其中的诸多观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今年适逢该书出版十五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写作特点,并对其中的部分观点再探讨,对于党史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跨步行

幸福的生活谁都期待.对云南省内独龙、布朗、拉祜等9个"直过民族"来说,他们近几年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新征程.今年1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分别深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和怒江州考察调研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扶贫工作,省委、省政府专门制定出台了《云南省全面打赢"直过民族"脱贫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 2020年)》,为这些边疆少数民族量身定制脱贫方案.     

边疆治理视野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价值意蕴、实践探索与路径深化

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作为地缘政治、经济环境复杂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边疆治理深刻映射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党中央先后三次召开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擘画部署新疆工作,形成了与时俱进的治疆方略,具有深刻的区域性和国际性意义。依法治疆彰显中国之治的治理保障,团结稳疆突出问题导向的治理思维,文化润疆强调五个认同的治理精神,富民兴疆凸显以民为本的治理定位,长期建疆注重内外联动的治理战略。新疆在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实践中有效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一体推进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同向发力民族团结与宗教和谐,协同实施教育提升工程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振兴,耦合协调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全面提升制度供给与制度效能水平,为嵌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了边疆贡献。     

史彭德诗论及其在1940年代中国诗坛的引进与影响

史彭德的诗论在1940年代经袁水拍、陈敬容和袁可嘉等人大量翻译而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史彭德将他所处的时代定义为反人性的“机器时代”,寄希望于诗歌能将现代经验“融合”进“诗感性底部分”,以重建现实的象征意义。这既是诗歌以“感性”革新对“机器时代”的反抗,也是诗歌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一方面史彭德的诗论激起阿垅、袁水拍和陈敬容关于诗与社会(时代)关系的不同回应,另一方面他的“现代性”相关理论也呼应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中的“综合”等关键概念。这些影响既反映了史彭德诗论在中国传播时产生的差异化轨迹,也反映了1940年代中国诗坛在引进史彭德诗论时的复杂情况和内部张力。     

心态史视角下民国广告人的社会服务——以林振彬、陆梅僧、汪英宾的生活世界为中心

民国时期,广告业作为新闻界和经济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实务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在极大程度上广泛介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积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杰出的广告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文章以心态史为视角,探究民国时期上海现代广告人中的杰出代表——林振彬、陆梅僧、汪英宾三人在广告业内外主要行迹,以此透视民国时期广告人的社会参与和广告业在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基于全新的史料,对民国广告人心态史进行一种尝试性的探究。文章旨在说明,对于广告这样一个想在社会上建立良好声望的新兴行业而言,仅仅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广告人的专业技能必须与社会责任相结合,才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其全部的价值。     

“口述成史”的学科意义与现实价值

新时代跨学科视阈下口述史成为历史学重要分支,给史学研究与教学带来诸多新境。“口述成史”不仅能丰富和补充史料来源,还能推动史学研究转向强调“诠释视角”,从范式革新意义上重视文本的形成路径与各方因素,甚至还能察及传统史学研究向来不太为人所关注的层面,充分关照社会底层,赋予历史新面向,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口述成史”因其史学属性,能够从根本上追求历史真相,并体现出独特性即“为什么”有如此口述表达。口述史因注重底层关怀,所存口述材料既能丰富社会记忆,也能全景式观察人们关于社会的认知和态度。“口述成史”对史学人才培养中的教学模式有其现实价值,不仅创新教学模式,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同时也献力于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的提升。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从汉族主义到中华民族主义——清末民初国民党及其前身组织的边疆民族观转型

学界对中国国民党边疆民族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一些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常常涉及这一问题,但是专门以国民党前身组织和其执掌全国政权之前的边疆民族观为考察对象,并梳理其边疆民族观演变过程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这一问题。清末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及其政党边疆民族观的走向,深刻地影响了传统中国国家的转型,特别是其最终抛弃汉族主义,提出民族团结、平等思想,坚持大中华民族新主义,对唤醒各民族意识和各民族共同推动国家转型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