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职业隔离与中国城镇的收入不平等

基于中国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大样本数据,比较同工不同酬问题和职业隔离等制度性障碍在导致农民工与城镇工人间的收入不平等中所起的作用。结果表明,人们通常观察到的农民工收入低于城镇当地工人的现象主要可归因于以户口为基础的职业隔离,而非同工不同酬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直接歧视。城乡地区间不平衡的机会结构,尤其是教育机会的巨大不平等,是导致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工人职业隔离的重要原因。利用倾向评分匹配法把农民工与具有相似背景的城镇工人进行比较,发现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类型内的农民工收入比城镇工人低;在国有/集体企业和私有部门内,农民工的收入比相应的城镇工人的收入反而更高。这说明,要改善农民工在城镇的经济社会地位,在改善城乡间教育机会失衡状况的同时,还要消除针对农民工的职业准入障碍,保证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均等。     

中国儒释道文化冲突下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探析——基于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对于西方人来说,一个人在信仰一种文化的同时接受另一种相反的文化可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然而这在中国古人身上却十分常见。儒、释、道代表的是三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文化,中国人却能在这三种文化之间悠游自在,显示出强大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对于那些不被儒家文化接纳或整合失败的边缘群体而言,可以比较容易地投向佛教或道教等其他文化体系;对于主流群体中同时信奉儒释道的人而言,则可能面临更大的跨文化适应焦虑,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通过功能分区,让儒释道三种文化在不同时空发挥作用,从而很好地实现了社会、身体与心灵三者的平衡。     

《广东社会科学》2012年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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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下的农民工权利保护——以一则工伤案例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各类利益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利益冲突和矛盾。而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在这一转型期内显得尤为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维护农民生产要素权益,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可见,农民工权利保护已经成为深化改革、促进转型的重要方面。本文从笔者接触到的一则工伤案例谈起,分析社会转型期下农民工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找出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寻求具有可行性的保护对策。     

空间理论视域下农民工“城市不融入”探究

现阶段,农民工作为城市化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遭遇到无法融入城市的不公平境遇。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空间理论为解释农民工“城市不融入”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力视角。基于空间理论分析,造成农民工“城市不融入”的主要原因是：制度空间设计下的户籍制度具有双重逻辑：既带来“城”和“乡”空间对立,又形成“农民”和“市民”身份排斥;地域空间中,住房的缺失与“城中村”形成,“寄生空间”与“城市空间”对立;认同空间中,“市民”的空间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怀疑无法达成心理共识。要解决农民工“城市不融入”,应在制度空间、地域空间以及认同空间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融入。     

组织介入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以天津市T社区为例

流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经历社会结构的横向转换,而城市社会中结构制约与交往成本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关系处于"拔根"状态,其社会资本难以再生产。社会资本的功能发生变迁,提供求职信息的功能为市场替代;提供社会支持的功能被脆弱的关系资本少量替代;培育社区内的人际信任、社会规范等功能则无从替代。这些是导致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社区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当前,在结构性因素难以改变的情况下,通过组织介入提供公共服务、建构公共生活与人际交往平台,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以组织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是实现其社会资本再生产与恢复社会资本必要功能的"过渡性"机制。     

城市“乡下人”的身份焦虑与精神裂变——从贾平凹的《高兴》来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农民工的精神困境

在小说《高兴》中,作者贾平凹以悲悯而又不乏忧患的视角描述了农民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思想状态与生存境遇。深入发掘了农民工在转型期间所产生的身份焦虑、双重人格,以及家园意识的失落等精神生态,从而进一步揭示出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及农民带来的巨大冲击与影响,体现出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现实主义情怀。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的新趋势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行动式"路径呈突显趋向,新生代农民工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与理性行动;"回流式"路径呈扩散趋向,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对自身能力和生活境遇的评估,选择回流到中小城镇实现市民化;"非均衡式"路径呈强化趋向,新生代农民工因为先赋差异、能力差异等主客观因素而选择不同的市民化路径。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被排斥在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本文深入地探讨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中的社会排斥现象。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应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建立起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