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单位化的村庄——一个乡村变迁研究的视角

建国以来,中国的一些乡村尤其是那些集体经济强大的村庄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对城市单位的模仿,出现了单位化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村庄有扩大或加强的趋势。本文以京郊农村“单位化”的过程及其特征为切人点,对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村庄单位化现象进行探讨,为研究乡村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视角。村庄的单位化现象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村落组织发展的一种自我选择,村庄资源独享性是单位化村庄形成的关键因素。这种以农业的方式发展工业,以农村组织形式从事城市管理,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论晏阳初乡村建设的方法论思想

晏阳初作为现代中国具有世界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奠基人与倡导者,在长达近70年的乡建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改造方法论思想,探讨这一思想并对其做出中肯的评价,对解决当代中国农村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某些问题,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方法论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公务人员--见之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

1933年民国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表明,乡村中区的设置比较普遍,并成为重要的政治机构,区以下的自治系统,则遗留下浓重的传统痕迹,对国家规制变异情形严重;乡村公务人员的产生途径,除区长一般由上级任命外,选举、推选、指定、轮充等方法不一而足,但不管通过何种途径产生,选择时的经济趋向至为明显;乡村公务人员的法定收入有限,而中饱现象严重,社会评价低劣;乡村自治在国民政府核心统治区域流于形式,在较为偏远的地方则恶性变质,成为乡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论萧红作品中乡村女性的婚恋悲剧

萧红是一位极富才华的现代女作家,她在作品中观照最多的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农村劳动妇女,萧红以“越轨的笔致”大胆真实地描绘了这些女性在婚恋中怵目惊心的悲剧性生存状态,彻底消解了爱情的甜蜜,颠覆了情爱的愉悦,甚至否定了女性生命创造的内心喜悦及生育创造行为本身的伟大、神圣,这种极其另类的书写与萧红自身的情感经历有密切的联系。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实施中心村规划是乡村地域发展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中心村规划的意义的论述 ,说明只有实施中心村规划 ,城乡一体化才有坚实的基础 ,才能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并提出了规划实施的具体措施     

云南乡村文化发展模式的失衡与调试

乡村文化外生于产业化,基本不按大规模复制的路径发展,其借助现代社会对文化的消费需求,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形成灵活与独特的发展模式。云南乡村蕴含着潜在的巨大的文化生长空间和产业拓展空间,但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云南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既不能照搬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别于中东部乡村,必须遵循云南乡村文化生态系统的特征重点发展乡村文化旅游、乡村工艺美术业、乡村休闲娱乐业、乡村文化演出业、乡村节庆文化产业,这些产业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离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改写了"乡土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也宣告了"离土"时代的到来.然而,农业社会的转型并未使乡村文化瓦解,农业凋敝与农村"虚空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不过是乡村文化危机的表象,是"离土"之"形",那些根植并存活于乡土社会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乡土"之"神","形散"而"神聚"才是乡村文化的实质.学界对乡村文化处于崩溃边缘的判断,忽视了对文化传统自身转换能力和惯性的认识,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对乡村文化理想图景的想像.     

寻找人类的“村庄”——王安忆小说中的乡村与城市

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现象,要么是站在城市文明的立场批评乡村,要么是站在乡土社会的立场批评城市,鲜有作家能够超越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以一种新的眼光考察城市和乡村的结构关系.但是王安忆却是少数超越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叙事思维的作家,她并不把乡村与城市看作是天生对立的两个世界,既不站在乡村立场批判城市,也不以城市的眼光鄙视乡村,而是带着一种人类学和美学的眼光去观察乡村,结果她找到了乡村和城市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