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现代化中的空间秩序与治理演进——中日空间治理政策的一个延伸比较

治理形态是空间秩序与治理体制耦合的结果,实现“空间—治理”结构再造是每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围绕“空间—治理”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有若干典型案例：日本明治时代就开始了“市政合并”的探索,后来又逐步形成了“广域行政”等一系列经验做法;四川省成都市的治理单元重组和浙江省瑞安市的县乡权责重构则在国内具有标杆性意义。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通过空间秩序的优化重组实现传统乡村向善治乡村的加速演进。对此,应综合运用空间单元重划、治理单元重组以及产权单元重构等方式,探寻适应中国乡村现代化实际的改革框架。     

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定量测度与影响因素

公共服务动机是解释公共部门雇员行为的理论基础,受到了政府部门与公共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以官僚组织中的公务员为研究对象,鲜有文献针对我国基层自治中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进行讨论。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对于提升乡村公共领导力、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绩效扮演着关键角色。本文基于James Perry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开发适用中国本土的问卷,选取东、中、西部各一个县,针对所有行政村村主任和村支书开展公共服务动机的问卷调查,并结合定性访谈资料,定量测度其公共服务动机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乡村干部的公共服务动机在年龄、性别、学历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但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收入认知和工作满意度等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和因果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在中国适用性的认识,并且为转型期乡村治理中如何促进乡村干部公共服务动机、提升乡村公共领导力水平,从而推动我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婚嫁格局变动与乡村发展——以康村通婚圈为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 ,康村的婚嫁距离急剧缩短 ,通婚区域快速内卷 ,通婚村减少 ,婚入与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速度打破了改革前的社会均质状态 ,引起了地区及村落发展的不平衡 ,而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初级市场网络的复兴也对婚嫁格局、通婚距离及流向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婚嫁格局的变动将造成婚入与婚出的失衡 ,危及人口素质的提高、村落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地域平衡     

实施中心村规划是乡村地域发展的关键

本文通过对中心村规划的意义的论述 ,说明只有实施中心村规划 ,城乡一体化才有坚实的基础 ,才能促进乡村地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并提出了规划实施的具体措施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废名与黄梅乡村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京派小说最早的一名作家,他的小说一向以清淡朴讷闻名。在田园风情的描绘和“梦的真实与美”的追求中,作家营造了一种充满禅趣的艺术意境。     

乡村城市化过程的要素分析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引擎。乡镇城市化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乡镇企业的聚集、人口的聚集、土地的相对聚集。但城市的兴起和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既是一个自然过程,又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