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权利样态研究

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的各个民族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历史文化也存在差异,对权利的理解和要求必然有所不同。过去我国对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往往重点关注政治权利的发展,对经济等权利的发展重视不够;同时多强调民族权利的共性,对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差异有意无意给予回避,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发育不良。随着社会的发展,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的权利意识必定增长,由此也会带来权利资源的严重短缺,并引发各民族之间的权利冲突。多民族“混居”自治区域具有特殊性,其权利也应有其特殊的内容,它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是我国最后一个移民乡和惟一一个驯鹿养殖基地。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和生产方式,决定了其经济发展必然走驯鹿产业化和发展原生态旅游业之路,发挥城乡边缘区的补充功能,借区域经济发展之力,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     

交互认识论：群众路线的新思路

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是交互认识论,强调了“干-群”双主体之间的对等性、互动性和主体性原则,因而彰显了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摒弃了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思路,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与本体论、辩证法上相一致的表达。通过交互认识,领导与群众形成共同知识与共同信念,在一个不断信息更新、信念修正、信息域和知识域增大的动态过程中,实现领导与群众的利益与责任的一致、手段与目标的一致。     

制度与非制度因素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影响

农民工能否落户城镇对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影响。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两方面对农民工的落户城镇意愿进行了探讨。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状况及学龄子女是否在本地就学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落户意愿,表明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基于传统的先赋性场域网络如亲属网对农民工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而基于现代社会的自致性场域网络如朋友网、行政组织网、工作同事网则显著提高了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意愿。     

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

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法治场域”可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命题下的崭新概念。“法治场域”一词的学术使用呈现主次融合型、并列促进型、研究观察型和层次树状型四种类型,“法治场域”概念在使用时有被不当同义替换和混用以及指涉泛化、空洞化等问题。场域要从本源借鉴、学科借鉴和同类借鉴三方面为法治场域概念的证立提供素材和启示。通过以上梳理,得出法治场域的概念内涵,是指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外部场域支撑,以现代化为目标,涵盖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以规范主义为基础,能够被形象描述和数理建模,兼具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关系空间。对比起法治系统、法治体系与法治空间,法治场域揭示了法治的独特性。法治场域的现代化目标分为“法治的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法治”,二者效能一体。需要将“法治场域”作为一种可识别的图像通过具体结构加以展现：党的领导是法治场域的政治领导力量,全面依法治国是法治场域形成的战略背景与核心内容。法治场域类型化将对全人类法治文明提供借鉴意义。运用法治场域概念应从复合走向单一、再从单一走向综合,灵活、反思和创新三者合一,法治场域将成为综合整体观的概念载体。     

基于边缘效应理论的居住区边缘空间优化设计——以重庆广益街居住区为例

居住区边缘空间是居住区与城市之间信息传递与物质交换的载体,承担着居住区与城市异质空间之间资源交换的功能。然而就目前而言,居住区边缘空间普遍存在着与城市分离、封闭性过强、空间利用率低、功能形式单一、缺乏人性关怀等系列问题。该文针对现存问题,以重庆广益街居住区为例,引入生态学中的边缘效应理论,建立“柔化—融合—共生”的策略框架,以期柔化居住区与城市之间的硬性分隔,提升城市整体空间形象,激活城市空间活力,为类似的居住区边缘空间规划与设计提供参考与借鉴。     

大同市如何利用科技建设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

2019年12月,山西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同、长治、临汾三个地级市确立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以解决太原作为省会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问题,进而促进晋北、晋东南和晋南地区的人口和产业向三大副中心集聚和合理布局,高质量推进全省城镇化建设,培养更多的经济增长面,实现全省全面、均衡的发展。本文从科技视角探索大同市的发展现状,探讨山西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意义,掌握建设现状,列举分析建设的优劣势,针对性提出合理的、科学的、有效的对策举措。     

从剧到诗:论贺敬之对革命话语空间的开拓

贺敬之在诠释政治理念、创造政治革命历史的要求下,于宏大的主流话语空间中,开掘出一个个边缘性话语形式,以民间的、人伦的、日常的、忆旧的话语来表达时代精神,以"回避"直接写"革命斗争的火热生活"的方式丰富和开拓着革命话语空间.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由新歌剧<白毛女>开端,至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已发展成为一种追求模式,它体现出作家在政治理性规范中坚守个人性的创作目的.这一独特的阐释角度使以前固有的对贺敬之的评价标准破碎了,也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单一产生的局限,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