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村落到社区:迁村并居居民的文化重建研究

随着"迁村并居"政策的大面积铺开,造成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通过研究文献结合调查的方式,对村落文化的形成与消减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失去土地、改变住房形式后原有乡土关系从熟悉到陌生的文化嬗变,解析社区居民文化重建难题,得出其背后政策缺陷、居民利益多元化、居民市民化程度偏低、社区建设缺乏引导等原因。针对迁村并居居民文化重建的问题,认为要使村民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应真正尊重迁居居民人生价值与生存尊严的实现,充分发挥其自身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焕发其内源性活力,实现文化重建,使新的社区共同体得以凝聚。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崇高的人格 伟大的创作

屈原有崇高的人格 ,并因此而有伟大的创作。他上下求索 ,又九死不悔。“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而这些与他在政治上遭受的迁谪打击密不可分     

中国谱牒:始迁之祖、文化认同与民族史料——对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胡适《曹氏显承堂族谱序》批评了中国谱牒"源远流长"的迷信。文中有的论点值得讨论。胡适认为,各姓各族都"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都去认黄帝、尧、舜等等不相干的人作远祖"。事实上中国宗族很少有"不肯承认自己的祖宗"的现象。有些宗族认黄帝、尧、舜等人"作远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观念的体现。胡适认为,由于追求"源远流长",去认黄帝、尧、舜等人"作远祖",将中国民族源流搞乱了,因此中国谱牒"没有什么民族史料的价值"。我们认为,中国谱牒之中有丰富的、珍贵的"民族史料",因为除了民族源流,民族史还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内容。     

两广总督府驻肇庆史事三题

明清时期,两广总督府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其常驻地初在广西梧州,后移驻广东肇庆,终迁驻广州.总督府实际常驻肇庆的时间约为1 53年,迂驻肇庆的原因主要涉及嘉靖以后两广军事形势的变化、肇庆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历史及政治基础以及吴桂芳个人情感等因素.肇庆总督府衙的建置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由盛而衰的过程.     

与客家始迁祖不同的徽州中原移民

闽、粤、赣的客家始迁祖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都是中原移民,但是二者的社会地位、政治状况和文化发展有很大不同。客家的始迁祖是中原的“给客”、“客户”或“佣客”,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共处,形成“主”“客”并立的政治局面;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当地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客家的方言、民俗和文化,形成二元或多元的文化格局。与客家的始迁祖不同,徽州世家大族的始迁祖是“中原衣冠”,他们征服并同化了当地的山越人,由“客”变“主”,使徽州成为他们的一统天下;在继承中原文化和吸收山越文化的基础上,他们及其后裔创造了统一的徽州文化。文章重点阐述了徽州中原移民发展的历史特点。     

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综论

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有其特定的概念规范和学术要求“湖南文学”有其时空不同的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外国文学”指近代形态下的中国以外其它国家的文学;将两者比较,应以深化对湖南文学及其规律的认识为目的。区域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着眼点表面看似矛盾,但从本土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利于区域文学精神的把握。这一课题对于清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总结认识湖南文学的演变规律,透视湖南精神,形成湖南比较文学研究特色都具有重要意义。课题可以从“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两个层面设计若干子课题。     

外迁型移民与移民文化融合——丹江口水库之淅川县移民迁置荆门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移民与迁居地人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用纵向比较法,较深入地分析了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之河南省淅川县移民迁置荆门后,因两地分属不同区域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在迁居地曾发生了文化问的相拒、相斥、相容终至相安、相适,继之采益补绌共同发展,并在耕作、饮食、语言、政治、习俗、服饰、娱乐、婚姻诸方面出现了文化上的融合趋势。文章认为,这种融合趋势已成为迁置地长治久安的社会文化保障体系。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理论的嬗变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迁衍

就近现代以来的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而与之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现代性”主题的凸显则要晚得多.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探讨中国如何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近几十年才在中国兴起的“现代性”理论则更多地探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从“现代化”到“现代性”的理论嬗变,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问题的迁衍.应当及时厘清从这一理论嬗变中折射出来的问题迁衍,以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