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十始祖研究之“绥可”问题略考

＂绥可＂也作＂随阔＂始祖函普的第四代孙,生卒及当政时间不详。完颜部到绥可时期迁部定居于安出虎水（今阿什河）沿岸,耕垦树艺,建筑房屋,山随水草而居徙变为定居,烧炭炼铁,带动了社会发展。本文对绥可个人及家室特别是迁部定居原因、措施、意义加以详尽探讨,为弄清金代来源演变以及朝鲜半岛与中国关系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论荀子德性自我价值实现层次的三重建构

在荀子的道德世界观中,身与心、欲与礼、德与伦始终处于内在的冲突之中,由于身性所具有的外在的倾向与外在的礼仪的实体分离与紧张,使苟子不同于孟子的心性之养,更不同于庄子以齐致和的成德之维,其修养的价值旨归在于成就德性自我,在礼义规范的认同、体验中确立个体人格的道德主体地位,而把外在的约束转化为内心的道德自觉,其基本原理是以心为知性主体通过辨、分的方式而识人心之蔽,而解蔽的过程意味着心能识道并积累经验不断地改造人的情性,产生正确的道德判断,作出适合的道德抉择,是与行、积、渐相始终的不断矫情化性、复反其初的德性自我迁化,是与外界的圣人人格境界为目标并在伪的道德实践中淬炼情性、化民成德的人格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西迁精神”视域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品牌建设初探——以陕西科技大学为例

本文以陕西科技大学为例,探析在新时代弘扬"西迁精神"的时代背景下西迁高校校园文化品牌的建设路径。从品牌价值和文化内涵的维度对科大校园文化品牌进行深挖,并结合科大校园文化品牌中的办学特色及文化精神进行分析,重点探究基于"西迁精神"的科大校园文化品牌建设路径,最终树立起具备科大特色校园文化品牌。以期为将来实现西迁高校校园文化品牌的自主创新及推进其品牌生态圈的建设提供可持续的内在原生动力。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现代化的影响

八年抗战期间,内迁至西部的高校近百所.内迁高校给西南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新式的教学方式方法、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等思想资源与人才资源,直接参与了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工作,对西南地区人们思想观念、教育、经济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对南水北调过程中移民征迁安置问题的思考——以焦作市为实证

南水北调工程是优化中国水资源配置的生命线,事关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长远利益,对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移民征迁安置工作是确保工程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现阶段,我国移民在权利保障机制、补偿机制及后期安置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河南省焦作市在征迁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基于和谐征迁、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走制度化、公开化、公平、可持续的道路。既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调动了移民的积极性,建立起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障移民征迁安置工作和谐推进。     

建国初期中部地区承接工厂内迁问题的解决机制

建国初期沿海工厂内迁过程中,迁入地与迁出地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了保证内迁工厂能够顺利开展生产经营,迁出地与迁入地都积极行动尽力解决内迁工厂遇到的问题.在地皮、厂房、资金、原料等方面,中部地区地方政府给予充分的供给;在市场建设方面,内迁工厂获得了国营商业公司的订货采购支持;在协作关系方面,地方政府尽力为协作企业提供相关方便,帮助企业解决劳资纠纷;甚至当内迁工厂遇到比较复杂的财产处理问题,包括债权债务的处理、新厂房的租建、遗留资产的核算等方面,也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得到妥善处理.探究工厂内迁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应对机制,是为了说明该问题的解决是多元化主体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中部地区出现的大招商及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应该吸取历史经验,真正推进全社会各方面联动,为内迁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对北宋开封府所属赤畿知县的考察

北宋开封府所领赤畿县,因位居京师,其地位要高于一般县。开封府域内,各种利益集团间杂其中,彼此关系错综复杂。赤畿知县不仅要处理与上司、属僚及吏民的关系,更要同权贵高官交涉;在处理县政时,常受各种因素制约,因此无过人的才智和学识,难以胜任。赤畿知县的选授、迁转在制度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因兼具地方官和中央官的双重特性,赤畿知县是士人追求的理想官职。就赤畿知县迁转结果而言,所谓北宋中后期官员选任存在重内而轻外的结论是不准确的。     

离乱余年：抗战时期内迁知识分子的心态衍变——以后方教授群体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被迫内迁与长期流亡后方的苦痛经历,使他们的心态在抗战中发生了衍变。内迁知识分子在迁徙前就已面临是否内迁的抉择困境,再到迁徙过程中的心理煎熬,以及后方长期面临的生存焦虑,知识分子心理始终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这种心态在后方的长期流亡中逐渐呈现出一种苦闷,以及对个人命运的绝望感。而后方国民党腐败的现实则将这种心态进一步延伸到对国民党政权认同感的疏离,并最终导致了战时知识分子群体趋于一种“失序”状态,即个人对社会依附感的断裂。这种心态的衍变间接影响了战后我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同时这也是战争对内迁知识分子心理所造成的隐性伤害。     

浅析两汉时期羌族的内迁与管理

羌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时期,大量羌族由于战争和求生存的原因,主动或者被迫的迁入内地,促进了民族血缘的大融合。对于内迁的羌族,两汉政府采取相同和不同的措施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