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国语》文学性研究

作为先秦语体史书的典范,《国语》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新时期三十年来,《国语》文学性研究在平静的态势中正在日趋深入。其叙事艺术的研究由对某些篇章的肯定到对整体叙事本质的确认,人物塑造艺术的研究从塑造方式、形象内涵到原型意义的逐步深化,语言艺术的研究也渐趋深入,这些都昭示着《国语》文学性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体认。     

从文言到白话:论小说文体对人物叙事的影响——以侠女形象的演化为例

以侠女形象作为探讨小说文体与人物叙事间相互影响的线索。侠女形象作为中国古代小说独特的人物类型,在文言和白话两种小说文体中经历了从虚构到写实的转化。文言小说以限制视角和片段化叙事为手段塑造了剑侠形象;白话小说因限制视角难以贯彻,人物形象向褪去神性的凡俗女子转向。同一类型的人物在两种文体中受不同的叙事伦理支配,一种是文人理想的寄托,另一种反映了民间的情感立场。清代小说中两种人物模式出现了融合迹象,人物的行侠手段转向多维度的女性气质。蒲松龄写女性用身体践行不爱其躯的慷慨,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宜子孙为最大道德的价值观。虽然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中侠女形象都被纳入道德伦理的支撑力量,但其形象和意趣则受到叙事文体的内在限制。     

明清小说宝物崇拜的文艺美学审视

明清小说宝物叙事的常规艺术手法,有想象与夸张、构设悬念或补叙出身、类比与示现、铺叙与渲染等。宝物符号,构成明清小说宝物崇拜描写模式化的核心,而宝物的叙事模式,既是古代小说文体本身的变异——通俗化与史诗化,又促进了这一历史进程。套语,与明清小说中宝物叙述有密切关系。宝物崇拜构成了读者的期待视野,史诗手法为核心的创作受到市民接受心理欢迎,宝物的价值意义不断增值。     

后革命视域下的新世纪革命叙事

武装斗争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革命的思考和叙述却不会终结.新世纪的革命叙事正有力地向我们展示着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又在历史、身体、时间等多个美学维度上产生了许多新变,呈现出后革命的特色.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更使得现代性的思考得以深化和拓展,鲜活地反映了革命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微妙变化.     

新世纪乡村文学中关于苦难的多元叙写

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语境、文化语境,新世纪乡村叙事写作者对于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发展的乡村世界有了新的体验与感悟,他们试图通过对地理空间表征的＂乡村＂进行多元化的展示,折射出自我的现代性焦虑。而这一乡村表征的特点表达首先就体现在对乡村苦难的多元叙写上。     

“本体”的进入与问题的重识——解读李洁非的延安文学研究

李洁非以现代中国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为基点展开了他的延安文学研究.他特别强调细读的学术价值,并将叙事提升为一种学术手段.他的研究由具体的历史场景、文本、作家的心路历程等诸多方面引发出问题,展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澄清了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这对于拓宽延安文学的研究视野和领域,更新研究方法,准确、完整地认识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及历史面貌,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国叙述学的叙事话语研究(上)

热奈特的<叙述话语>对<追忆逝水年华>一书的分析有不少可足思考之处,并且也能够引申开采增强我们对西方现代小说的认识.它构建了一套研究叙事话语即叙事文本的概念体系,但比较生涩.这一体系有不少重要的范畴、概念取自语言学,有的概念科学性不足,有的概念则是隐喻,还有的概念完全是作者故意的花样翻新.概念的生涩,在俄国形式主义中就存在,但到了法国叙述学中,则十分触目了.巴尔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就曾用过三个生涩的概念:迹象、催化、情报.托多罗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还沿用了迹象这个生涩的概念.生涩的概念多,这种情况,当然同法国结构主义在兼取语言学与符号学上表现了更大的热情有关,同时也表明了以科学主义为目的的结构主义思潮,在其理论构建中对科学性的要求并不严谨.问题还在于,热奈特所建构的这一套概念体系中的许多概念对于分析叙事话语用处不大,一定要加以运用的话,只有徒增繁冗,它们对于叙事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理解,都并非必要.当然,热奈特这本书中也有一些概念对于分析叙事作品是很有用的.比如省略、停顿、概要、场景是构成叙述节奏的四种运动形式以及时间倒错亦即组织叙述话语的种种方式,还有对于故事内外的叙述主体与受述者的区分等等,这一些内容都是值得肯定的.从方法上说,作者写得好的,基本上都是从文学传统、传统标准出发,以对照<追忆逝水年华>,来揭示后者的独特性的章节.也就是多少体现一些宏观眼光与历史感的章节.然而这些章节,采用的大体都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作者所说我必须承认在寻找特殊性时我发现了普遍性的话是不符合他这本书的实际的,他所说我在此提出的主要是一种分析方法的主要目的,远未达到.作为一个结构主义者,重视共时,忽视历时,是必然的,但由于作了大量的实际的文本分析,使得作者多少具有了一些小说史感,但总的来说,热奈特的历史感还是薄弱的.同其他结构主义者一样,他的兴趣在理论的构建上,一切结构主义者所不明白的是,没有深刻的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正确而比较全面的理论建构.     

再论余华的＂主观＂现实观

〈兄弟〉的强势推出,余华再次成为小说界议论的中心.除了小说承袭自〈活着〉以来的温情叙事以外,余华沉浸在雕琢修饰语言的狂欢中,并没有给读者带来应有期待.究其原因,小说没有超越＂主观＂现实的美学艺术,沦为形式和内容都相对平稳而并没有相得益彰的作品.     

宏大叙事与报告文学的边缘的边缘

宏大叙事产生了报告文学的复兴和繁荣的错觉。这缘于报告文学作家怀有的史诗情结,力图以史家博大深远的眼光对某一重大题材进行全景式的、纵深式的把握,以及对轰动效应的追求,这也导致报告文学作家自我的失落。而他们与杂志主编的合谋,各种奖项对长篇报告文学的推崇与厚爱也与此不无干系。虽然报告文学的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但报告文学的复兴在明天,这是不容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