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理与法理博弈视角下监护人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监护人过失致被监护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然而,在情理与法理的博弈下,实践中却出现司法不统一的现象。应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出发,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任。此外,监护人应该提高自身素质,国家应当建立健全被监护人社会保障体制,以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研究

不作为犯分为纯正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在考察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时,我们需要联系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来进行研究。对不作为犯其实行行为的认定应当结合其实行行为性、等价性以及其实行行为"着手"来考察,而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着手"应当联系作为义务予以具体的认定。     

清代犯奸案件的审理依据及原则——基于司法判例的考察

清代的犯奸罪主要指的是强奸与和奸,这其中又可分为亲属相奸、同性相奸、强奸幼女、僧道犯奸、职官犯奸等多种特殊情况.文章结合《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文以及《刑案汇览》中的具体案例,主要从清代关于犯奸罪的立法与司法的技术层面出发,详细分析审理犯奸案件过程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一、被害人年龄对犯奸罪定罪量刑的影响;二、犯奸罪中认定的加重情节;三、同性相奸的处理;四、被害人自身节操对判决的影响;五、服制关系在审理亲属相好案件中的法律地位:六、特殊身份相奸的处理方式与原则.     

新形势下我国环境危险犯立法探析

我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它要求刑事立法由传统的罪责刑法向安全刑法转型。后者是一种新的刑法观,其注重事先预防和维护社会的安全与秩序。我国现行《刑法》坚持结果本位立场,恪守传统的罪责自负原则,过度追求法典化,其归责范围过于狭窄,与安全刑法理念不相适应,难以有效规制实践中出现的大量危险犯。由于许多环境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实害结果一般不会立即出现而是以危险状态长期存在,其最终造成实害结果是一种必然,所以在《刑法》中增设环境危险犯对于环境犯罪的规制意义明显。我国环境犯罪中的环境危险犯设置,应采具体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在罪过形式上,应评价对“行为认识”的罪过而不是对“危险认识”的罪过;在处罚范围上,应当承认单位作为环境危险犯的犯罪主体;在刑罚适用上,应对环境危险犯与环境实害犯进行区分。     

论持有犯的“持有”——一种修正的罪过说之提倡

持有犯之持有性,在刑法理论上围绕"作为说"、"不作为说"、"作为与不作为择一说"及"第三种行为形式说",存在很大争议;并由此直接导致在对持有犯之责任追究上,呈现出"严格责任或然说"、"推定罪过或然说"等理论的对立。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不必要的无谓的论争,更给实践带来一定的困扰。事实上,持有只是刑法评价前的一种"裸"的状态。基于这种重新定位,除对持有犯之追责原则需得反思,并应坚持结合持有犯的特殊性对罪过说予以修正外,经典命题"过失不能成立持有犯"也是欠缺正当性依据的。     

浅谈唐律中不作为犯罪的几个问题

不作为犯罪是以消极的不作为形式触犯法律,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为。唐律中虽然没有明确不作为犯罪的概念,但实际上规定了大量的不作为犯罪以严密法网,维护封建统治。同时,唐律不作为犯罪的规定呈现出法律泛道德化、义务主体多样性等特征,某些规定对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渎职罪中的罪数探讨——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又收受他人财物行为的认定处罚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又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当这种行为同时达到受贿罪和渎职罪的立案标准时,对其应依何种罪数理论来认定处罚,理论上有如下几种观点牵连犯说、想象竞合犯说、法规竞合说.本文从分析受贿罪与渎职罪的客观构成入手,否定了想象竞合犯说以及牵连犯说.最后,笔者认为,由于受贿罪与渎职罪存在法条上的竞合关系,当上述行为应是法条竞合犯.     

论政府作为与不作为--从责任政府的视域看

责任政府与共和、民主、宪政及法治之间存有价值关联.应然状态中的责任政府应是积极作为的政府,而非不作为的政府.实然状态中积极作为的政府未必是责任政府,不作为的政府则肯定不是责任政府.对于责任政府的构建而言,厘清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概念,揭示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内在机理,设置政府作为的权力边界,构筑政府不作为的防范机制是问题的关键.     

过失危险犯立法比较研究

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是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之一。我国现行刑法虽规定有过失危险犯,但失之过简。国外过失危险犯立法的规范性、合理性和明确性值得我国在立法中学习和借鉴。     

问责制的宪政视角

●立足于我国国情,落实宪法规定,通过制度创新,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以扩大人民民主为突破口,为问责制提供宪政意义上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