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美德与规则——从道德训诫方式的转变看现代道德中心问题的转换

美德与规则是道德训诫的重要方式.在考察两种相异的理论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以美德为中心”与“以规则为中心”两种基本主张蕴含的实质,揭示“以规则为中心”之现代社会的特征,进而阐释现代道德中心问题的转换所带来的后果.     

论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律都承认一般意义上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而我国民法和合同法均不承认其效力.借鉴两大法系国家的经验,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我国法律应坚持的原则.     

美国《关税法》337条款探析

文章对美国《关税法》337条款的内容特点做了深入和客观的分析,对337条款与WTO有关贸易规则、美国301条款、反倾销条款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如何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及我国企业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如何应对337条款以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法律建议。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由“陷阱取证”引发的思考

自从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以来,证据制度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倡导摈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理念的同时,证明标准也由"客观真实"向"法律真实"转变;随着中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收集证据之义务逐渐由法院转移到诉讼当事人,力量相对薄弱、能力相对有限的当事人为获取有利的证据,所采用的取证方式有时会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这就需要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取证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股东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一个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

以公司契约理论为理论工具,对股东权行使规则进行契约解释,揭示出公司法规则背后的法律经济学含义。股东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在于通过效率安排,节省公司参与者的交易成本。这从法律经济学上证明了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权行使规则的正当性。为了使公司法成为一部富有效率、促进股东价值的法律,我国立法应该正确地反映股东权行使规则的经济逻辑。     

加入WTO与我国的税制改革

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与WTO的规则还有较大的差距 ,只有抓住机遇 ,深化税制改革 ,完善税制 ,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各种功能 ,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和谐"与"和谐社会"

人们大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谈论"和谐"与"和谐社会"问题.但是,以西方哲学为视野,对西方哲学中的"和谐"定义、诉求、"和谐社会"的黄金规则以及架构之维进行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彰显,建立在"正义、差异、自由"原则基础上的"和谐"理念与"和谐社会"追求同样存在于西方哲学文化之中,也必将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与借鉴.     

专家、大众与知识的运用——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理想类型方法 ,试图提出并阐明一个观察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视角 :行政规则制定是一个通过特定法律程序而使不同类型知识得到恰当运用 ,为行政规则提供正当性和理性的过程。文章进而归纳出行政规则制定过程的两种范式 ,即大众参与模式与专家理性模式。文章认为 ,在价值选择领域 ,大众参与具有知识运用上的合理性 ;而在技术领域 ,过多的大众参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行政规则正当性 ,但其耗费大量行政资源 ,无助于知识的合理运用。由于行政管制领域基本上是技术性事务 ,在一般情况下 ,专家理性模式应是优先适用的规则制定模式。当然 ,为了防止“专家专制”和偏离公共利益目标的计算 ,大众参与又是一个制约专家权力的机制。涉及中国当前行政规则制定过程 ,由于行政权力的组织和行使依然存在着高度集中化和非职业化的态势 ,本文倾向于首先从行政组织自身“制度 /结构”合理化以及行政专家职业伦理的培养入手 ,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促进专家理性 ,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公众参与来增强规则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