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官裁量权的行使原则

法官裁量权问题是司法制度的核心,也是法理学的一项基本研究课题.法官裁量权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也是客观的需要,因此我们应当正视法官裁量权的重要价值.法官在行使裁量权时应遵循法律精神的原则、实现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平衡原则、兼顾维护法律的确定性与法律的流变性原则、独立自由裁量与内在(自我)约束原则和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裁量的原则.     

国际人道法研究的新成果——《习惯国际人道法》

习惯作为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渊源之一,是国家行为的准则和司法机构判案的依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习惯国际人道法》对这一渊源进行了全面研究和系统归纳,是该领域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就性质而言,它属学术成果,不具法律拘束力。研究报告试图建立一套对任何类型武装冲突均适用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的意图是不现实的;它在确立某些习惯法规则时论证不够充分;对国际人权法判例的运用也并不总是恰如其分。     

从利益主体多元化解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问题．要达成社会的和谐必须形成有效的共识和契约。本文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角度,指出诚信友爱是前提,公平正义是核心,民主法治是手段,充满活力是动力,安定有序是目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保障。这六个方面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也体现着对多元利益主体利益博弈的规则规定。     

行政裁量:行政人格生成的现实基础

健全的行政人格是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体保证,它生成于行政人员现实的行政裁量行为中.行政裁量行为是公共行政职业化的产物,它以行政人员的专业自主性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对行政裁量采取的是制度性定义,进而对行政人员行政裁量之控制遵循严格的法制主义路径,这一路径背后隐含着"人性恶"的幽暗意识,存在逻辑上不能自洽的缺陷.行政裁量任意之控制的切实路径是在确保规则之必要的前提下,通过道德的制度化和制度的道德化即"德制"的建构,充分激发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特性,促成行政人员健康人格的形成.     

对哈耶克法学思想的二点反思

作为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大师,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甚至形成了一股热潮。本文是在这股热潮中的一点反思,这个反思集中在两点：第一,“文化进化论”思路的内在冲突。第二,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划分是否能成立。     

在公共环境服务领域推行公私合作模式的思路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在公共服务领域尝试公私合作模式,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根据国际经验,推行公私合作模式的关键是调动私人部门的能动性,而私人部门发挥能动性的大小取决于:私人部门的投资能力、市场对私人投资者的开放程度、能否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在基本条件已经成熟的情况下,要在我国环境服务领域全面推行公私合作模式,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建立合理的定价规则和收费制度;转变政府部门的管理方式;规范合同文本,降低合作风险.     

浙江模式劳动关系——自行协调、走向两利

浙江是"个私"大省,但劳资关系却相对协调、和谐,其秘密是什么?从劳资关系运行参与者、劳资关系运行规则角度分析,浙江模式劳资关系由以下要素构成:"本土化"的资方;"商业化"原子状的劳方;少(适度)介入、"无为而治"的政府;"自然生成的"劳资关系运行规则;企业一体化的劳资关系;以效率为核心的劳资关系运行。浙江模式劳资关系运行的特点是在以上要素基础上,形成了"自行协调、合作,走向两利、共赢"的运行体制。     

协调平仄遵联律

我们承认对联是从律诗衍化生成的.研究对联更宜从格律诗中收集素材.格律诗的一联(包括首联、颔联、颈联、尾联),都合乎声律规则,就是平仄协调.其中那些对仗工整的,可以单独运用,即根据需要安排作为对联使用;不能构成对仗的不宜当对联使用,例如原来武侯祠误将杜甫《古柏行》的"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閟宫"当作门联,后经识者指出不是对仗的律联,也就取下不用了.     

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及其裁判规则的选择

我国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对破产别除权权利基础及其范围认识存在一定分歧。这一问题已在破产司法实践表现出来。因此,必须全面考察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对其范围作合理界定,从而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及法律适用提供清晰的理论支撑。通过国外立法案例考察,可以发现,各国均将典型担保物权确认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还有不少国家将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不同程度地扩展到非典型担保物权及优先权。在我国,除典型担保物权无可争议地构成别除权的权利基础外,以特定化的金钱交付的定金、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均应可成为破产别除权的权利基础。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