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私法中最密切联系原则之价值解析

本文从三方面论述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法律选择过程中所体现的基本价值,主要包括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概念主义国际私法观与功能主义国际私法观交互作用的产物,是法律选择的确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也是传统冲突规则与现代灵活方法的结合。最密切联系原则实际上体现了传统法律选择理论与现代法律选择理论的有机结合。     

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立法选择

在各种立法方式中,法典编纂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统领性,需要充分认识法典编纂的价值重塑、体系重整立法革新功能,在法典编纂启动之时进行合理的立法选择。综合法律命名的各种因素,法典名称更应注重其政治性、实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是更优选择。针对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实际,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进行法律关系评估和价值体系重塑;以编订为主,优化提炼污染控制法律规范;以纂修为主,系统整合自然保护法律规范;统筹编订纂修,补充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在现行立法以行政监管制度为主的管控机制不能满足生态环境司法迅速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应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中充分考虑裁判性规则的供给,建立行政监管与司法裁判并行的“共治”型法律机制。     

《民法典》背景下农村集体土地腾退案件裁判规则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腾退是限于当时法律框架下介于征收和入市之间、满足城市急速扩张用地需求的一种折中选择。以北京地区法院的107件裁判文书为样本研究,法院基本的裁判逻辑是：总体上以村民自治为核心,认定腾退案件的性质,尊重村民自治决议的效力;法院依职权探知真实,采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综合其他证据认定行政自认的效力;土地腾退补偿尊重历史传承,兼顾现代社会发展因素,侧重生存权保障。《民法典》确立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将面对类似的冲突,建议法院完善以下裁判规则：对村民自治区分“村民利益”与“村民共同利益”、个体的“事实判断”与团体的“事务决策”;对决议效力瑕疵采取“三分法”;异议村民通过四种诉讼进行权利救济;腾退补偿须兼顾土地发展权保障;通过司法建议发挥能动职能,加强诉源治理,规范行政指导村民自治等。     

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的中国应用：从立法到实施

与欧美国家普遍存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不同,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之初并未在垄断协议部分设置安全港规则,在新法修订过程中才加以补增。由于垄断协议与市场力量的联系存在特殊性,通过合理设定安全港规则的边界,能够较好地回应国内长期以来在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层面的分歧,降低法律实施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反垄断规制的经济合理性。由此,纵向垄断协议的分析模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安全港规则补充了新的合法推定,从而形成了“禁止+合法推定+豁免”的全新格局。在欧美国家实践不断变化、国内反垄断法律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优化我国垄断协议安全港规则需要排除适用严重限制竞争的核心限制行为,在适用过程中合理界定相关市场,科学确定市场份额,并给予安全港规则以拓宽和限缩的空间,使其得以随着市场变化而动态调整。     

限缩与扩张：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中的标准合同

标准合同作为欧盟个人信息跨境流动规则之一,被我国个人信息立法首次引进。但我国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存在以下立法困境：标准合同规范的价值冲突;缺乏标准合同文本样式及适用有局限性;标准合同适用频次及适格主体存在问题;信息主体的权利保障实效不明。标准合同的法律构造应发挥境内行为规范与境外延伸指导的作用。破解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标准合同的立法困境应平衡国家、个人、市场立法价值理念关系;丰富标准合同文本样式及拓展替代性规则;构建内外并重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国际、国内规则;优化信息主体的权利保障实效。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根据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的“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的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重新分析翻译中的历史性误读、文化过滤和重译三种现象。误读是理解的历史性产物,文化过滤现象则产生于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的永远无法融合,而效果历史又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本重译提供了解释。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法理困境及其纾难——兼论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公益诉讼应对

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视为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的规范渊源会造成法益保护的限制与公益诉讼风险防范机能的减损,应以“保护群体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保护国家的数据主权”和“防范信息处理活动引发其他社会公共利益风险”三个角度建构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法益体系。在违反“公共利益豁免规则”的场合,公共利益存在个案的层次性差异,相应的信息处理活动规范要求也不尽相同,应参照GDPR区分“重要或重大公共利益”和“一般公共利益”。公益诉讼可以提出“去标识化”的技术合规主张,并借助“专家审查+安全港制度”进行“去标识化”认定,但仍应警惕“去标识化”只是“附加保障”,而非一劳永逸的安全。     

新育种技术视角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再思考

转基因等新育种技术兴起是创设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的主要原因。EDV制度具有减少修饰性育种、鼓励育种原始创新等价值,我国在新修改的《种子法》中引入了该制度。然而,新育种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EDV判断标准难以确定、新育种技术改良成果转化受阻和育种者间利益失衡等困境。应立足于激励原始创新、促进新技术运用和实现利益平衡之三重目的,从设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引入责任规则与再平衡育种者利益等方面调整EDV制度,使该制度同育种技术的发展相调适。我国已开始基因编辑品种商业化,需综合种业市场现状和育种技术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国情的EDV制度实施办法,以推动该制度有效实施,发挥其应有功能。     

基于住宅过滤理论对广州城市廉租房建设模式的思考

受到政府资金供给不足影响,广州廉租房建设出现了政策覆盖面窄、廉租社区配套不足等问题。由住宅过滤理论对城市住房保障问题的启示,笔者认为广州不应再采用规模兴建新住宅的方式,而应该引导、促进市场的住房过滤,将市场过滤出的低质量住宅作为向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住宅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