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区域贸易协定和WTO规则的关系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下简称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区域贸易协作为最惠国待遇的例外,已明确规定在GATS第5条,二者在追求更加开发放的贸易方面相互补充,缺一不可。     

新时期社交称谓语及其心理评价

本文从指称对象、使用规则、通行范围3个方面对常用社交称谓语进行了描写,并就其在社交运用中公众的心理反应作了扼要的评价。目前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交称谓语可分为3类:一是现存社会结构、政治影响支持的“同志”,二是新型生产关系、人际关系和外来文化影响支持的“先生、小姐、老板……”,三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人际关系支持的“爷爷、奶奶……”由亲属称谓语泛化而来的社交称谓语。社交中,人们依据不同的社交欲求,在不同的场合自由选择,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但就其公众的心理反应看,2类目前最具活力,3类有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因此,社交称谓语的发展趋势将是逐步形成2、3类的分庭抗礼:在经济发达、文化交流广泛的城镇,主要通行2类,与国际通行的社交称谓语接轨;在经济相对落后,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广大乡村和城镇少年儿童前期社会化过程中,以3类为主。     

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承认与执行规则——以“一带一路”为视阈

“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在全球贸易向更深更广层次迈进的进程中,由此产生的投资争端日益增多,其样态和类型也更具复杂性。就目前而言,建立统一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基于国际社会治理模式的形成,以及投资规则趋同化的态势,尝试制定统一的投资争端解决承认与执行规则,能够为构建诉讼、仲裁和调解“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应当涵盖五个要素,即:推定互惠规则、管辖权审查的规则、程序正义规则、效力审查的规则以及公共利益例外规则。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则可参照《纽约公约》制定。     

《信托法》的合同法化适用倾向及其应对CSSCI

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信托法》的适用存在被合同法规范和合同性裁判思维取而代之的倾向。这一方面表现为人民法院否认涉案民事法律关系属于信托关系而拒绝引用该法;另一方面表现为人民法院虽然适用该法作为处理信托纠纷的依据,但其适用要么后位于《合同法》,要么被合同法规范所同化。基于信托在我国是通过合同方式搭建起来的,且由于我国缺乏衡平法传统,需要承认信托的合同属性,将《信托法》往默认性规则的方向修改,其中最重要的是放松对受托人信义义务的限制,允许委托人通过合同的方式降低受托人的信义义务。     

通过保障对质询问权实现庭审实质化——欧美对质询问权判例的考察及启示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庭审实质化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组成部分。《刑事诉讼法》对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保障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和美国宪法第6修正案都规定了对被告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且在这两个地区都产生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判例。欧洲人权法院对质询问权的保障经历了从“唯一、决定性规则”向“三步检验规则”的转变,美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也经历了从“可靠性标准”向“证言性陈述标准”的转变,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中国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应当在现有关键证人作证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细化规定,坚持证人出庭作证为原则、不出庭作证为例外,并明确规定例外情形和救济措施,从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对对质询问权的保障。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随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发展跨境电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探讨了国际间发展跨境电商与开展经贸合作的举措、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优势及其在突破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并提出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认为,相较于传统贸易模式,跨境电商在参与主体、贸易方式、中间成本、消费者福利和产业关联等方面表现出巨大优势,国际最新经贸协定均制定了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专门条款; 尽管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总体规模持续扩大,贸易市场和管理模式趋向多元化,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增强,但是仍然面临着跨境物流效率偏低、结算风险和技术风险较高、监管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以及综试区核心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研究表明,中国跨境电商应当畅通跨境物流和支付结算体系、完善监管体制和行业自律、拓展综试区创新发展实践以及参与跨境电商国际标准规则制定,在跨境电商领域内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及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扎根于现实需要,并拥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主要内容包括:政治上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信,深化涉海领域务实合作;经济上注重发展海洋经济,使其更好造福于人类;安全上树立海洋安全共同体意识,合力维护海洋和平安宁;文化上坚持和谐包容理念,促进海洋文化的发展与交融;海洋环境保护上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海洋可持续发展,该论述意义重大。通过加强解读和宣传,推动该理念融入海洋规则制定,深入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与海洋文化的交流,探索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多种途径,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落实落地。      

论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对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而实践中也存在各地做法不一、缺乏统一标准的现象。由于行政公益诉讼在提起主体、案件类型、前置程序等方面具有自己特色,普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难以适应行政公益诉讼的需要,必须构建独立的行政公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要从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利于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构建双方在诉讼中平等法律地位、有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以及与普通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相衔接的角度来考量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构建问题,在检察机关、行政机关及其他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信托关系视角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处理是覆盖信息流动全过程的多种不同行为,具体信息处理行为的风险因场景变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形成具有统一标准之行为规则的难度。解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标准不统一问题需要纠正目前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缺乏类型化的错误导向,以重构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信托关系。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应以法律规则的效力实现方式作为类型化标准,信息关系中具体信义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考量因素,具体包括应为模式、勿为模式、可为模式三种规则类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类型化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解释需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应为模式下的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护义务,勿为模式下的自动化决策要求和可为模式下的弹性化、场景化引导和激励措施,由此形成规则、标准、行业习惯的多元共治。     

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与中国的对策——基于全球公共品的视角

尽管数字贸易这一新兴贸易形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这种公共品却呈“赤字”状态。从需求角度看,数字贸易迅猛发展所产生分歧与争端的加剧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客观推动,增加了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需求;从供给角度看,WTO半缺位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多边贸易协定的竞争化及碎片化,使得数字贸易治理的供给相对需求而言,处于“赤字”状态,这源于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在相关重大问题上的分歧且无法达成共识。应对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赤字”,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治理,管控、协调好与主要数字贸易大国的矛盾与分歧,促进我国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