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与魏晋史学

魏晋是中国传统史学初步发展时期,而魏晋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兴起、影响很有关系。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魏晋史学的发展及其地位的提高、魏晋史家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史家研究的领域及人物评价、魏晋时期史著体例的发展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史学思想等等,都与玄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考察玄学与魏晋史学的关系,从中可以了解魏晋史学的时代特点和发展特色,进而认识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冯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定位

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崇高地位的确定是冯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冯契看来,毛泽东哲学思想因对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和对近代哲学史上认识论方面的"心物(知行)"之辨作了历史总结,从而对近代对中国哲学革命作了历史总结。     

西方史学中的民族史传统

民族史的古典渊源是罗马史学 ,其产生是希腊历史思想和历史方法与罗马强烈的民族传统相遇的结果。在罗马形成了两种民族史的写作范式 ,其一是以政治事件为叙述主线的“李维范式” ,其二是涵盖广泛 ,以博学专题研究为特色的“瓦罗范式”。到文艺复兴时期 ,兴起了近代民族史 ,依然存在两种写作范式 ,即李维 -布鲁尼政治叙述史范式和瓦罗 -比昂多博学研究范式。这两种范式的民族史之间不仅有竞争 ,而且开始有融合。1 6世纪法国从法学研究到历史研究的独特民族史发展道路 ,是两种范式走向融合的重要一步 ,而西方近代史学就开始于民族史写作这两种范式的融合。     

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述论

舒芜是当代学有多能的杂家,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他对唐诗和近代文论用功甚多。他认为陈子昂所拥有的迎向伟大、通往永恒的诗心,已经为“盛唐气象”昭示了内质的端倪。他对杜甫的《秋兴八首》、韩愈诗歌的“狠重奇险”与“不美之美”的特色、李商隐诗歌对平等爱情的追求等的高度评价,都显出舒芜别样的理论眼光。舒芜对近代若干重要的文论家、文论著作、文学流派也作了颇为深入的考察,他在与人合编《中国近代文论选》的前言中贯穿着变与不变的基本思路,将近代文论的历史传承性和因时而变的特征对应来谈,宗旨是为新文化运动的到来铺垫好扎实的思想基础。舒芜的唐诗与近代文论研究往往蹊径独辟、颇多感悟,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论清末教育立法

清末的教育立法是清末教育改革、新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它对改革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既可填补法律史、教育史研究的空白，又可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教育立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海外雄飞论——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所谓“海外雄飞论”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其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提出征服中国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不仅确定了侵略目标，而且规定了侵略步骤和完成步骤的方法。在其思想影响下，吉田松阴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得意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重臣。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无不直接师承于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主义。而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正是在上述思想前提下形成的，所以说：“海外雄飞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近代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抗拒与适应

文章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与朝贡国和藩属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制度就是“朝贡制度”。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旧有的朝贡体系，改变了中外关系的旧有程序。面对西方外交制度的挑战，近代中国的反应先是拼命的抗拒，继而是不情愿的被迫接受与适应，以致最后主动完成了外交近代化的过程。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下，清政府经过了抗拒→适应→再抗拒→再适应的痛苦历程，逐渐完成了外交制度近代化的过程     

中国近代以来四次“撞击”及其引起的思考

近代以来,中国历经四次撞击——商品经济撞击自然经济,民主制度撞击君主专制,新文化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撞击封建正统思想,市场经济撞击计划经济。而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四次撞击的必然选择。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可以更加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七种理解

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所理解的"民主"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概括而言,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理解主要有如下七种:"民主"即为"民本";"民主"即为"君主";"民主"即为"民权";"民主"即为"自主";"民主"即为"民治";"民主"即为"平民政治";"民主"即为"共和".由此,问题的关键不是强求大众对于"民主"认知的一致,而是要理解每个人使用"民主"的方式.     

明治日本的史学变革——对文明史学与新实证史学的探讨

明治初年,在＂文明开化＂的大背景下,日本史学出现转型,产生了文明史学、新实证史学两大新的史学流派。它们所阐释的编写历史的新的体例和书写方式,冲击了传统＂道学＂的史学,极大地推动了日本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发展,从而开辟了日本史学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