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德国史学历史知识的认知建构及其诉求转向

现代德国史学对历史知识之建构性、目的性、功用性的认识经历了显著的变化。18世纪,为了对抗历史怀疑主义,德国史家强调历史知识的视角性和建构性。这种认知因为契合了当时科学概念中的个体性特质而流行一时。至19世纪中叶,科学概念内涵发生了变化,德国史学首先通过摆脱政治伦理说教性和理性从属性而确立了"自为目的性",其次随着历史"写作"与"研究"之间割裂的弥合,逐渐形成一套科学论证方法从而保障了这一特性。"自为目的性"有力地支撑了历史学成为一门自治且自洽的现代科学学科。19世纪下半叶,德国史学开始转向更强的社会地位诉求。与此同时,史学的科学性与功用性、客观性与主体性的论争此消彼长。20世纪70年代,历史知识之建构性重新被发现,发挥史学功用性的策略也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转为培养个体历史思维能力。纵观现代德国史学的这一认知变化脉络,与其说是在科学性上的递进,毋宁说是为了获取专业知识地位和社会现实地位而做出的建构、反思和调整。     

报与城的互动：近代汉口报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形塑

近代汉口开埠后在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报业也随之产生与兴起。近代汉口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人口的空间性集聚、城市的空间格局和复杂的空间地缘环境是影响报业发展与兴起的重要空间因素。同时,近代汉口报业也通过构绘城市空间想象、推动城市空间生产、扩大城市职业空间和重构城市空间交往,不断扩展汉口城市空间范围、塑造城市空间形态。近代汉口报业与城市空间的双向互动,不仅赋予了汉口报业独特的发展指征,同时也强化了汉口城市空间的都市性与现代性,推动了汉口早期现代化进程。     

宋濂的史学思想

宋濂是明代“开国文人之首”,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宋濂在学术思想方面是宋元以来浙东学派的嫡传．重视学术的经世致用,且调和朱、陆之学的倾向;同时又有一定的释道二教的影响。宋濂的史学思想是既在天道观、认识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又在对历史治乱兴衰的解释中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实践理性的精神,这些特点构成了宋濂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角色

儒学虽在近代中国渐逝了官学地位,但还是承担了任何思想替代不了的历史角色:儒学仍然是多数国人的生活准则,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源泉,中华民族脊梁的精神支点以及主要政治学说的思想资源.对儒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角色的认识,可以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和利用儒学,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提供思维的平台.     

从汉唐目录学发展看史学地位的提高

汉唐时期，史书数量和门类增多，史学范围逐步拓展，图书分类问题就凸显出来。史部成为独立的部类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从汉代的《别录》、《七略》到魏晋的《中经新簿》、《晋元帝四部书目》，从南朝的《七志》、《七录》到唐代的《隋书·经籍志》，史部逐步从其他图书门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类。这反映了史部书目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重视，体现出史学地位不断得到提高的趋势。文章试图从对汉唐目录学经典著作的阐述，分析这一时期史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和最终确立。     

中国近代法律史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析论

20世纪之初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加快、中外交流频繁的时期.剧变的社会环境对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中国近代法律史学的产生提供了际遇.危亡时局激发了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史学出现,而新的史学研究视野及理论则直接导致了法律史学的产生.清末的法律改革则加快了近代中国法律史学产生的步伐.此外,西方法律史学的引进与传播则给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创立提供了依据.     

近代诗歌的纪实性及其影响

近代诗歌与先前时代诗歌相比,纪实性更加明显。诗人“诗史”意识普遍增强,诗作更具有“诗史”品格。诗歌叙事越来越切实细致,篇制不断膨胀扩大。得益于近代传媒业和和通讯业,近代诗歌对事件的纪录更加客观、全面、快速。     

重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起源及其特征——从近、现代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出发

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其实是作家在理解与处理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时所持的一种态度和遵循的原则;而我国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正是建立起了现代作家认识世界与表现世界的基本立场与观察视角,蕴育与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