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凯教授

董志凯,1944年生于上海市。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如担任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国家、院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等。董志凯自1 988年担任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前身是成立于1977年的"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的负责人以来,团结全组同志,大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浅析王国维研究方法

正清人的学术研究是以识字读经为中心的考据学。与之相比,近代学者治学方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西方的种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本国学术进行研究,王国维正是开启这种近代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他的治学途径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并加以探讨的。本文试着从其研究     

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

本文从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记述入手,梳理了当时国内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哈萨克斯坦的相关认知,从中归纳和分析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并就这些认识观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便进一步夯实当代中哈关系良好发展的新基础。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简论叙述主义史学——以《元史学》为例

在语言学转向过程中,现代西方人文哲学从逻辑性思维转向了隐喻性思维。他们普遍认为,人类的知识从原初上来说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先于逻辑概念的隐喻思维之上。本文即以当代历史哲学中表征的语言学转向为探讨中心,来展现史学与文学学科之间的可能关联。     

跨学科的前景及其深层推进——读《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在亦旧亦新的20世纪中国,梁启超是个光辉灿烂的大人物。尤其是就中国现代史学来说,"他不但是传统史学的终结者,更是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氏不只是某一流派或学科的先驱,而是整个现代史学的始祖和领航者。"但长期以来,关于其史学精神的精髓,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近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近代波斯认知的生成与演变——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

作为现代伊朗的前身以及欧亚大路上重要的节点国家,波斯在近代中国知识界受到长期且广泛的关注,尤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样一个转折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代的波斯认知伴随着中国对自身的认知逐渐生成,并经历了特征鲜明的三个阶段。本文聚焦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国内报刊对波斯的记述,分析中国波斯观念的形成过程如何与当时中国的国内环境与关注议题相契合,从而看中国人如何不断探索属于近代中国自身发展的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