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和应用研究对开放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其技术进步水平不仅受其本身创新能力水平的影响,还受其他经济体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经济体在开放条件下,科研投入水平对技术进步进而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必要的。构建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可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技术外溢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对模型的竞争性市场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是加大研究投入、增加应用研究投入的比例以及增加经济开放程度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利用1990—2012年间中国的经济数据,考察研究投入、应用研究的比例以及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在理论模型和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经济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的生成逻辑——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视角

通过对农民合作社形成逻辑的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伴随农业生产现代化与规模化发展,农民合作社形成具有必然性,但合作收益共赢只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前提条件,并不必然促使农民合作社的产生。现实中,小农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的考虑,具有加入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倾向,但其在资源禀赋的约束下,难以自发地内生出农民合作社,而大农或农村精英才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逻辑起点,是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关键。不同类型的农业面临的风险及其技术特性不同,决定其风险规避和技术扩散的方式不一,合作社的股权结构、组织治理及其运作模式必然不同,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深化。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之争

在气候变化与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厄瓜多尔等发展中国家在2013年6月至2014年10月的TRIPS理事会议中阐述了修订TRIPS协议的意见以求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但美国等发达国家坚决拒绝修正TRIPS协议,认为非知识产权因素是妨碍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不仅在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诉求,也在于TRIPS协议和无害环境技术自身因素。考虑到人权保护的需要和当前处于知识积累阶段的现状,应当以技术转让重于技术创新的方式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修订TRIPS协议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取无害环境技术及其产品。     

技术进步方向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检验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能否借助于技术进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尤为关键。然而,理论前沿普遍关注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忽视技术进步正非对称影响要素生产率改变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现以中等收入阶段工业行业为依托,估计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方向及偏向性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正朝不断偏向于资本方向发展,中等收入阶段技术进步偏向性不断强化,资本密集型要素配置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相适配共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其中要素配置结构、技术模仿和行政管制会通过技术进步方向作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一国在引进新技术或进行技术创新时应重视技术与要素结构的匹配性,并为其提供相匹配的要素条件保证技术引进发挥效率。     

清末长吉图近代学校教育发展述论

清末政局动荡,为了维护统治,实行新政,进行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制度,开办近代学校.清末新政以前,由于特殊的社会原因,长吉图三地已经出现了近代学校,随着“新政”的开展,长吉图三地的近代学校开始得到发展,并形成各自特点.移民的涌入,使长吉图三地人口迅猛增长,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新式教育虽然蓬勃发展,但旧的传统教育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怎样,清末近代教育为民国以后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近代徐州金融业的嬗变及对城市工商业的影响

近代城市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徐州金融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促进了徐州近代工商业的繁荣,对徐州城市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近代传统金融业,如钱庄、典当等行业长期存在,并在1930年代以前在徐州金融业中占据优势地位,发挥着调节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的重要作用。而新式银行业发展在徐州是缓慢的,直到1930年代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强。近代徐州工业不发达,使徐州金融业无法找到较强的工业资本作为坚定的基础,而只能较多地与城市商业资本结合起来,因而具有较强的投机性和冒险性。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成为现实,在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源于技术上的脱靶效应和应用中的伦理争议,尤其集中于临床应用领域和农业育种领域,并呈现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对欧美有关法律规制比较分析,发现立法模式、监管手段与法律体系等关系着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实践效果。着眼我国实践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传统的法学理论尚不足以调控基因编辑技术及其风险,为此应立足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特质及其产品治理需求,以产品导向的立法模式指导并制定生物技术专门法,重点完善科学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和伦理审查制度体系,健全现有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并强化程序性权利,从而系统性地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法律问题。     

社会网络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的影响

农户间社会网络是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渠道。为了探寻在我国以亲疏差序原则为行为取向的“差序格局”下,社会网络强关系与弱关系如何对农业技术扩散产生影响,以有机大棚蔬菜种植为例,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考察农户个体的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式,并收集强弱关系作用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ABMS方法建立农业技术采用决策模型并进行计算机模拟仿真,从系统层面考察并比较强弱关系对农业技术扩散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增加农户社会网络关系数量、提高社会网络关系间的互惠互助水平,都能显著促进农业技术扩散;在这两个方面,强关系的作用远大于弱关系。然而,从触发农户采用意愿进而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角度来看,弱关系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我国农业技术扩散的底层机制,对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路径与旨趣：近代浙江文化史研究嬗变

近代江南史研究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相比上海、苏南等地,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亟需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以革命与事件、结构与认同、学人与学派等研究路径为线索,回顾浙江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关键要素,应能展望今后研究的方向：去意识形态化、突破单向度思维,以多元视角阐释近代浙江的革命群体与事件;揭示近代浙江文化现象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关系和权力关系、结构与心态、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进一步认知近代精英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能动关系;浙江学人在近代学术流变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学人学术思想的本意及其实践成为近代浙学重建的重要参考。运用整体视角综合事件、结构、学理,积极拓展史料与理论范式,深入发掘近代浙江文化的历史经验和内在脉络,将为探索中国原理提供有效的知识与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