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市棚屋略论(1920-1935)——以沪、宁、汉、渝为中心

棚屋作为城市化的伴随物,既是世界性问题,也是历史性问题.近代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市“棚屋林立,几至触目皆是”.棚屋搭盖简便,但其室内昏暗潮湿,室外肮脏恶劣.棚屋住民以进城寻求生活的农民为主,且大多“充当最辛苦之劳动生涯”,是都市社会的边缘人.棚屋对个人、社会危害极为严重,是“疾病之祸根”、“火灾之患”、“罪恶之渊薮”.都市棚屋林立既有其住民经济困难、棚屋搭盖成本较低等因素,也有“办事者”方面的原因.行政当局政策的重心“只在取缔棚屋本身”,而不在问题如何解决.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爱国主义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至今的巨大精神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我国的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发展历经由传统到近代、再到当代的历史演进。正确把握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和途径。     

“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

明朝的灭亡,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总爆发,而且也是道德危机的总爆发。顾炎武以一种历史的自觉,深刻反思明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道德文明之重建的道路。其道德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国民性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发近代学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之先声;第二,不像宋明道学家那样讲玄之又玄的高妙道德“境界”,而只给人们预设了一个“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第三,他反对朱熹所说的对“狂者”要加以裁抑的观点,认为“大凡高迈亢爽之人易于入道”,主张带有个性解放意味的豪杰精神。这一切,都是顾炎武的道德伦理思想中的值得重视的近代性因素,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从道德理想主义向着经验主义或现实主义转型的重要标志。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最初,日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希望借其树立起日本近代的官僚制度;继而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它的落后性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则是将它还原为中国的本质性的存在,针对中国文明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近代日本科举评价的转变过程中,东西文明二元论框架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日本谋求自身文化建构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站在全球化历史学的、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给科举制度以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蒋维乔的心理学实践与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

蒋维乔在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初期出版了<心理学>和<心理学讲义>两部著作,并将心理学知识应用到中国新式教科书的编写之中,这是心理学在中国第一次成功的、有价值的、意义深远的实践应用,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蒋维乔和汪炳台就心理学体系以及术语展开了中国近代心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学术争论.中国近代心理学史研究的深化有赖于原始文献的挖掘和积累,以及从中国近代心理学发展的内部和外部展开多元视角的探索研究.     

17世纪:小品精神的末路

晚明小品是中国散文史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体,王阳明心学的哲学理论、性灵派的文学主张蕴涵了其精神,士林文化、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的相互交融,构成了晚明小品的文化品格。17世纪中叶的明清易代暂时中断了中国迈向近代的步伐,从而也令具有近代意识的小品精神衰落,最终走向了末路。     

简论近代泰国日本两国的改革

近代泰国和日本的改革是基于相似的历史进程和动因的 ,但两国改革后却沿着不同的道路 ,以不同的速度向前发展 ,以致今日的泰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如此大相径庭。本文将从两国在改革前的社会基础、领导者及指导思想和改革后的具体措施成效等方面入手 ,对泰国和日本的改革进行分析和比较 ,以探求导致两国改革的这种不同成效的原因。     

我的人类学情怀--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杰舜教授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徐杰舜教授在促进与深化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事业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他不仅在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研究等方面有很大的理论创新 ,还通过经营刊物、举办会议、出版策划等多种方式为中国人类学界诸多学者提供了发表观点、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空间 ,为中国人类学近 2 0年来的学科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中也体现出他对人类学事业超乎寻常的热爱与执著     

《六祖坛经》中的副词研究

《六祖坛经》中的副词共5类81个,其中时间副词9种36个,范围副词5种16个,程度副词2种4个,语气副词4种13个,情状方式副词9种12个。其使用特点有三:一是体现出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三个不同的时间层次;二是单音节副词占优势;三是合成副词有双音组合副词和附加式复合副词两大类,并以双音组合副词成词为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