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服务平台算法推荐的著作权侵权认定规则

针对用户个性化的智能算法推荐模式已被广泛运用于各大网络服务平台,有效解决了全民创作时代的信息过载问题,但同时也引发了著作权帮助侵权认定的难题与争议。从智能推荐算法的运作机制与实践这一视角来看,由于平台具有“伪中立性”和价值取向性,因而难以通过技术中立免责,故构成著作权帮助侵权“应知”认定中的“主动推荐”。基于智能推荐算法的内容识别、筛选和推荐功能,以及平台具有的较强的信息管理能力,理应依据其服务类型、行为类型和客体类型承担一定程度的审查过滤义务,违反注意义务则将构成“应知”而承担侵权责任。     

比较法视野下英美不当得利制度历史演进研究

英美法是一个以司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其法律传统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而同所有其他现存的法律体系相比,英美法更强调历史演进的连续性。英美法中的不当得利制度,从具体的诉讼形式中演变而来,发展为一般的不当得利应予返还的概括条款,最终形成日臻成熟的法律制度,并由此导致英美传统法律结构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之中,英美法从欧洲大陆的法律文化里借用了许多构成其法律知识的概念结构的东西,并通过不断融合,铸就了英美不当得利法律制度独特的价值义理及文化意蕴。     

民事举证责任性质探析

在理论界 ,关于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责任性质的争论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 ,因为它关系到目前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民事证据有关规则的建立。笔者认为 ,举证责任在性质上应为法律所赋予当事人的一项认讼义务。第一 ,在民事诉讼中 ,举证责任性质上既不是当事人的一项负担 ,也不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利。第二 ,举证责任在性质上应为当事人的一项诉讼义务。由于举证责任性质在理论界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此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和阐述。     

我国公民劳动就业权的法理解说与法律保护

劳动就业权是指在宪法和其他法律保障下我国公民获得劳动就业机会并在劳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的权利,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劳动就业权作为基本人权及宪法性权利的真正内涵以及国家对该权利实现所负的义务,并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探索公民劳动就业权法律保护的路径。     

论公司董事义务的完善

随着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变,如何抑制董事权利、强化董事义务,以防止董事损害公司整体利益和广大股东的利益,已成为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我国<公司法>对董事义务作了一些规定,但规定得较为原则和粗糙,在实际操作中也反映出不少问题.我们应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立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关于董事义务的规定.     

合规管理：形成中的公司治理习惯？

合规管理内嵌于公司治理并成为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普遍性约束,但存在合规管理规范的外在性以及合规管理之规与公司依法治理之法不对应的双重难题。公法属性的合规管理规范以及既非公法渊源又非私法渊源的合规管理规范有效作用于公司治理的路径受限。民商事习惯机制是公司法回应合规管理强化趋势的有效路径。为此,应借助于私法效应及实现机制促进合规管理监管规则向公司治理习惯的转化。被转化为公司治理习惯后,裁判者应关注公司合规管理在遵循规则、机构设置及职权配置类习惯、公司内部机构职权行使程序、合规管理体制适应性改造等不同类型的组织习惯。     

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国之担保义务研究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对国际海底区域开发承包者的担保义务在性质上属于行为义务和合理注意义务,担保国应在其国内法律体系内采取合理而适当的措施履行义务,包括制定法律规章并采取行政措施。担保国在履行义务方面是平等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获得差别待遇。我国是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先驱国家,具有重大利益,面对担保义务规则的发展应从立法、行政执法、开发实践等层面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救助义务探折——以恋人关系为视角

救助义务是一种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特殊关系是引起作为义务的重要根据。目前对恋人之间见危不救或见死不救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源主要是先行行为,而对于无先行行为的恋人之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亟待法律对其适当性扩张。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就我国如何通过立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相关问题,文章借鉴其他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实践,提出了＂明确规定警察的及时出警义务以及处理家庭暴力报警的程序＂、＂确立保护令制度＂、＂严格追究施虐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施暴家庭儿童的保护＂、＂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等主张。     

同意的概念及其政治意蕴

在解释公民与国家的新型关系时,由于存在历史事实上的困难,诉诸“明确的同意”（overt consent）显然不那么成功,诉诸“默示的同意”（implied consent）似乎更合理。然而,问题在于,按照后者,要保证同意的效力,就必须以“自愿性”或者“意图性”为必要条件,可现实的情况却未必都是如此的,因为人们对政府的行为予以默认的理由有时是非常“工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