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圆形监狱”——从福柯理论看网络空间的信息监控系统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解放了人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这在作为当代科技成果集中体现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中尤为突出。“圆形监狱”一说作为一种以空间来象征权力的理想范例和极致模板首先由边沁提出,而后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进一步将其描述为全景敞视主义。不管从技术基础、监视模式、空间划分、权力等级等各个方面看,似乎与任何束缚、控制、权力、统治、规训无涉的新型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却在本质上不啻另一种新型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信息监控网络中,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统治和渗透手段。因此,传统社会空间中那种明显的、赤裸裸的权力与控制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以更加全面隐蔽而富有迷惑性的方式渗入网络空间中。这表明,随着现代性的进程,本身作为一种人工产物的网络科技,有可能脱离人的控制而走向未知的自主发展,成为后现代资本社会的新型统治手段而具有负面效应。     

探索构建我国的证据契约制度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契约是诉讼契约的一种,是当事人双方在证据采纳和采信等方面达成的约束法官心证或者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合意.学界基于证据契约的效力而对自由心证产生的限制多持严格态度.笔者建议建立具有严格限制的证据契约制度.本文在对证据契约的内涵作出界定和正当性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正确适用证据契约制度所应贯彻的原则.文字粗浅,以期抛砖引玉.     

罪行法定主义史论

本文从法律史的角度试论传统中国的＂罪刑法定＂,拟从固有的典章律令中,寻出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证明传统旧制中罪刑法定主义是存在的,但由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人治,这决定了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就制度层面而言,在封建立法、司法的实务运作中并未落实,只在个别朝代律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从罪刑法定主义到罪刑法定原则,其间的递颤是有因果脉络可寻的：惟有在法治理念、罪行法定理念深入人心的基础上,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落到实处。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

“生态整体主义”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表现在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学批评理论思维方式这两个方面；是对这两个方面可能存在的“中心论”与“二元论”的超越!只有不预设中心，才能平等对待不同的文学批评对象；只有将线性的、孤立的、有序的思维拓展到整体论的、复杂性的思维，文学批评才可能具有创新意味。     

《紫色》的后现代女性思想探微

艾丽斯.沃克的小说《紫色》以后现代女性思想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阐释了她的妇女主义思想——维护人类两性的和谐发展。《紫色》作为一部具有后现代女性思想的文本,对今天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性和建设性意义。     

罗蒂:迈向关系主义

反本质主义打破了不变本质之幻象,但并非意味着不少人忧心的放任自流,罗蒂反本质之后迈向关系主义即为此提供了充分而精彩的例证。与看待世界的实体主义范式相较,关系主义主张一切皆须在关系网络中定位。从关系之角度进行研究虽为20世纪之风潮,但罗蒂将其上升至哲学思想之核心。关系主义与关系本体论或实在论既有共同点又有重大分歧。     

论科学文化中的真理与民主

在当代科学文化中,狭隘的真理观导致了真理与民主的对立.在绝对主义真理观的影响下,某些极端的技治主义者为保证科学研究的效率,极力反对科学的民主化,但这不仅无助于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且削弱了科学的发展动力.在相对主义真理观的影响下,某些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为倡导科学的民主化,极力消解科学的真理,但这又为"庸俗的民主"洞开了大门.实用主义真理观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真理观的偏颇,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理论与实践等方面保持了必要的张力,揭示了科学真理与商谈民主之间交融互补的深刻关联,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建构提供了一条颇具启发的思路.     

民主的批判与政治的回归——论墨菲的竞争民主思想

尚塔尔·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提出激进多元的民主规划之后,继续展开自己的理论之卷,在其后的著作中,墨菲通过对罗尔斯、哈贝马斯、施米特以及社群主义的批判,阐发了审议民主的替代性模式——竞争民主。竞争民主是激进的多元民主规划的理想民主模式,墨菲通过对多元主义、政治、民主三者的连接,勾勒出了竞争民主的模式,试图为西方左派寻找一条自我救赎的理论路径。     

保罗·萨缪尔森：凯恩斯主义的传播和集大成者

保罗·萨缪尔森的离世无疑是经济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的经典巨著《经济学》被译成多国语言，列在经济学专业和许多非经济学专业的必读书目之中。从学科流派的角度看，萨缪尔森是站在凯恩斯“巨人肩膀上”的巨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与马歇尔微观经济理论综合的产物。     

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政府:联邦主义下制度构建与政治文化相背离的困境

本文指出 ,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政府虽然具有道德正义性而且其合法性与加拿大联邦主义的原则不冲突 ,但其作为一个在联邦制度内的制度构建与加拿大的主导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力结构却有一种背离矛盾关系。这种主导共同体与亚集体认同矛盾的现象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构建中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如何在宪政建设中解决这个问题对加拿大联邦制的前景至关重要 ,而且对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将来的宪政建设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