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伦“非进士出身”辨

戴叔伦＂中进士第＂,唐人诸书均不载,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肇其端。蒋寅先生提出戴叔伦＂中进士第＂的主要依据是＂晁氏藏有戴叔伦全部著作＂和衢本《郡斋读书志》所提及的＂集有马总叙＂。兼以《文苑英华》中收戴叔伦《晓闻长乐钟声》一诗作为其进士及第的旁证。而通过对史料的分析考察可以发现,前两者均无法成为戴叔伦＂中进士第＂的有力证据;《晓闻长乐钟声》是否为＂省试＂题目也大可怀疑。在此基础上,结合戴叔伦同时人梁肃、权德舆及五代人王定保的记载,能够得出其并非进士出身的结论。     

明代禹州进士考

河南禹州在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但自南宋以后渐趋"沉默"。考察明代禹州的进士数量,可以了解当时禹州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明代禹州共有进士36名,在河南各州县中居于前列。所有进士中,景泰以前仅有2名,正德和嘉靖年间进士数量则达到了高峰,此后则逐渐减少。     

《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考

《金石萃编未刻稿》录《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其中有官宣文阁鉴书博士者,原石人名阙如。经考证,此人为杨俊民,扬历馆阁,显赫一时,历任数官。其任宣文阁鉴书博士的时间为至正十一年(1351)前后,任职的时限也可以大致界定。     

古苗疆走廊与贵州教育的关系——基于明、清进士分布的统计分析

古苗疆走廊正式开辟于明朝,是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的主要交通枢纽,汉文化沿走廊传播、发展,并对贵州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明清之际,贵州为国家培养了大批进士人才,其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反映了走廊在文教发展上的独特价值。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进士文化与诗可以观

古人以“观”具有观政、观德和鉴戒之义。春秋时所重是诗之观政和观志,汉代采诗以观,六朝诗与观无涉,直到唐代,才恢复并发扬了诗可以观的传统,且赋以新义。唐诗之可观,与进士文化有很大关系。诗人有从政机会,也使诗歌回到了现实,发展了观政功能,观志之义也得到了发扬。进士文化还使诗歌突破政教性阐释,使观具有了新涵义:恢复了观谛视、细看的原义,以其能观而能写,提高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发展了观的游览之义,扩大了唐诗的游赏性题材;造就了诗人观察民情风俗的直接性、真切感。     

地域历史人群研究:台湾进士

本文就台湾进士这一地域历史人群之成员总数、名录、佳话、义举、轶事等钩沉索隐、取证考据 ,并就清代科举制度和科举文化有所介绍和评估。认为 ,台湾进士是一个于今不在、于今不再的人群 ,宜以“地域历史人群”视之 ;台湾幕友、台湾班兵、台湾塾师、台湾教谕等亦各是一“地域历史人群”、各是一研究的课题。     

科举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

唐宋以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士子们科举之前的紧张和压抑与科举之后的放松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情况下,妓女成了他们排遣内心感情的重要途径。自唐代以后,进士们与妓女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唐代的亲密合作者到宋代的红颜知己,再到元代"同是天涯沦落人",明代的志趣相投的同志,最后演变到清代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不同时代士妓关系的转变也体现了文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道德与审美：金朝进士的人格特征

金朝进士群体的理想人格包含道德型的君子人格和审美型的名士人格。处于金朝女真族统治下独特政治文化环境中的进士群体，在政治参与中表现出益国泽民、忠直守礼、以道抗势的君子人格；在社会心理上体现出旷达豪迈、隐逸心态、风流特质的名士人格。金朝进士兼具君子与名士双重人格特征，正是汉文化与女真文化激烈碰撞过程中，士人坚守儒家政治文化思想，实现个性自由发展的心理诉求的真实表现。